69家租赁仅1家有外资股东,莫将华夏基金轻许外
分类:保险

摘要:金融租赁行业将迎来进一步对外开放。一位租赁公司副总经理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对外开放一方面可引进国外资金,支持国内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尚处探索阶段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可借此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 金融租赁是个具有吸引力的行业,利润回报比较可观...

北京11月10日 - 中国周五宣布大幅放宽外资对中资银行的持股限制,标志着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大门进一步开启。这在加剧银行业竞争同时,也令正在“去杠杆、治乱象、MPA考核”三座大山压力下挣扎的中国银行业看到曙光。

金融业对外开放各项措施正加快落地。相比其他金融同业,信托行业的对外开放有着自身的特点和难点。过去,信托公司在引入外资股东、开拓国际化业务等方面进行过尝试。在新时代,再提信托业对外开放,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机遇与压力同在。《金融时报》记者日前就信托业对外开放相关问题采访了西南财经大学信托与理财研究所所长翟立宏和中铁信托公司总经理陈赤。

  《投资者报》研究员 刘宗源

  金融租赁行业将迎来进一步对外开放。一位租赁公司副总经理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对外开放一方面可引进国外资金,支持国内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尚处探索阶段的中国金融租赁行业可借此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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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时报》记者:相比其他金融同业的开放进程,信托业对外开放现状如何?

  金融行业对外开放,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逐渐成行。

  “金融租赁是个具有吸引力的行业,利润回报比较可观。”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金融租赁牌照很少,价值更加凸显。

资料图片:2010年9月,安徽合肥,一家银行的柜员在清点美元和人民币纸币。REUTERS/Stringer

翟立宏:从去年和今年提到的有关金融机构对外开放举措看,涉及股权、市场准入、业务经营范围、监管规则等具体内容。

  随后银行业开始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这甚至成为银行上市的一个必要条件,基金公司也越来越多地转变成合资公司。

  金融租赁牌照有多稀缺?目前,中国只有69家金融租赁公司,且去年金融租赁牌照的批复速度剧烈放缓。

在经历此前十余年快速、粗放式的发展后,外资进入有望促进中资银行转变经营理念、学习先进业务经验,并改善公司治理。但在中国金融监管规则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外资的进入也会带来潜在的金融体系风险、加大调控难度。

从国家政策层面提出的开放措施看,不同金融行业对外开放的具体内容和进程不一致,相比其他金融同业,信托业的对外开放深度和进程存在一定差距,获得的政策支持和具体引导较少。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的11项金融开放措施中,涉及信托的仅1项,即“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而涉及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的分别为3项、4项、4项,且内容更为具体。2019年5月,银保监会再推出12条对外开放新措施,其中,6条关于银行业,4条关于保险业,信托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各1条,涉及信托的一条为“取消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信托公司的1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

  似乎只要合资就能请来一位老师,帮助我们将金融企业管得更好。

  数据显示,2014年~2016年,分别有12家、11家和16家金融租赁公司获得银监会批筹。但进入2017年,仅有吉林九银金融租赁、天津国泰金融租赁、厦门金融租赁3家公司获得牌照。2018年一季度已经结束,尚无新批筹的金融租赁公司。

分析人士还指出,从外资行在华经营多年的实践看,其在风控、产品等方面均存在“水土不服”病灶;而且由于当前银行业利润增速及资产质量承压,对外资的吸引力可能也有限。

从各行业对外开放进程和现状看,信托业现有的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够,缺乏“先发优势”,可借鉴的经验较少。银行业方面,自2017年我国加快金融开放以来,得益于准入门槛降低与业务限制松绑,外资行经营状况开始回暖,随着我国金融开放迈入高效落地阶段,这一趋势有望持续。保险业方面,保险业在世贸组织制度框架下率先开放,保险成为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较高的领域。证券业方面,随着金融开放信号渐强,外资进场积极性明显提高,目前约有19家合资券商排队候审,市场主体将进一步增加;未来或将在国内券商薄弱的财富管理、衍生品等业务上发挥专业化优势,在加剧竞争的同时,助推行业走向专业化。信托业方面,信托业近些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外资股东退出趋势。随着金融开放的深化,未来“引进来”的趋势可能会有所扭转。不过,信托公司“走出去”的步伐有所加快。截至2019年5月末,已有25家信托公司获得QDII资质,18家机构获得相应额度。

  但事实证明,无论是银行业还是基金业,外资参股并没有为国内金融业带来实质帮助,相反,却让外资分享到了不菲的利润。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目前,69家金融租赁公司中,只有江苏金融租赁一家公司出现了外资股东的身影――法巴租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6.5%。实际上,此前美国银行曾为建信金融租赁的股东,且持股比例不低,达24.9%,但于2012年退出。据业内人士透露,美国银行出于自身经营情况选择了退出。

“之前外资及内资非金融机构投资银行有持股比例限制,但内资银行对银行的投资没有限制,这次放开持股上限意味着国外银行有可能对某家国内银行形成控股机会,从而能够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更多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刚称。

《金融时报》记者:从信托自身实践以及发展特点看,信托业对外开放有何难点?

  华夏基金股权转让一事在证券监管部门的再三督促下,步伐定会越来越快,不出意外在9月30日之前会有结果。

  相较牌照同为稀缺的信托,金融租赁行业外资持股数量远低于信托行业。

澳门新萄京最大平台,不过,他也指出,在实践中监管机构的资格性审查会形成一定限制,如需要在资产规模、合规等方面达到监管要求,取得股东资格,之后才是入股比例的问题。

翟立宏:从行业自身发展特点看,信托业独特的发展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外资参股信托公司热情不高。一是整个信托业尚未形成完整的稳定的业务体系,正处于行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二是在实践中,外资持股信托公司话语权较少,较难参与到公司的战略布局、经营管理等方面,同时,国外的信托业务跟国内的信托业务有一定的区别,外资在业务方面发挥作用不大;三是我国信托法律制度、配套制度、监管规制尚不健全,阻碍了部分信托业务的创新发展。

  我们期望看到的是,在股权分分合合之后,华夏依然是一家中资公司,一个和名字相符合的基金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不仅在加大金融业对外开放,金融租赁行业也在走出海外,积极布局国际业务,部分金融租赁公司已在爱尔兰等地设立子公司。

“这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并不意味马上就会出现,...还是会一事一议去审批,也是我们掌握主动权的开放,但这也是国民待遇,因为国内金融机构并购银行股权也是一事一议的审批的。”他称。

陈赤:从实践看,引入外资股东的信托公司在2014年年底时有11家,目前尚余7家。当年引进境外金融机构入股信托公司的初衷,一是增加制衡力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引进先进的风险管理技术,强化内控体系;三是引进成熟的业务模式,升级业务体系,优化业务结构;四是业务协同,特别是利用外方在境外发达市场的人才、产品和经验,开拓国际化业务。

  合资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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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后,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周五在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经济成果吹风会上表示,中方将取消对中资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单一持股不超过20%、合计持股不超过25%的持股比例限制,实施内外一致的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规则。

信托业过往引进外资的实践,既有不少成功之处,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客观地分析,信托初级阶段以风险型融资类业务为主的单一业务模式,未能有效发挥外资机构在专业上的比较优势,反而产生了一些掣肘,损失了一些决策效率,错过了一些业务机会。

  6月21日,国泰基金成为国内第34家合资基金公司,截至目前,合资基金公司已经占基金公司总数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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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称,中方决定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直接或间接投资证券、基金管理、期货公司的投资比例限制放宽至51%,上述措施实施三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另外,三年后将单个或多个外国投资者投资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的投资比例放宽至51%,五年后投资比例不受限制。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再提信托业对外开放有何意义?

  华夏基金公司会不会成为第35家?关键在于中信证券怎么看待华夏基金股权转让。

“我要向大家表明,中国金融市场准入开放是在中美两国元首会晤期间宣布的,但它是对世界所有国家的开放,这就是WTO的原则,中国作为WTO的重要成员,我们坚定不移的维护全球自由贸易,而且要坚定不移地贯彻WTO的原则。”朱光耀在会上强调称。

翟立宏:相比于2007年8月出台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和2015年6月出台的《信托公司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放开外资持股要求的政策,本次金融开放鼓励信托业引进外资,在提出时机上有三大意义,一是整个金融领域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密度是空前的,外资进入中国金融领域的选择会更加多样;二是资管新规正式实施,实现了包括信托在内的大资管行业的“三通一平”,信托行业发展短期承压,长期利好;三是信托管理资产规模大概率阶段性见顶,信托公司在业务模式和管理模式上都必须精耕细作,大力提高主动管理能力。

  国泰基金在6月21日前,与华夏基金相似,第一大股东中国建银投资公司持股比例超过证券监管的相关规定,即“基金公司主要股东的最高出资比例应不超过全部出资的49%,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中方股东出资比例不受此限制”。

**“水土不服”隐忧** 虽然对外开放利好近在眼前,但不少业内人士担忧外资机构进入银行业将遭遇水土不服,是否能够达到监管层所希望的结果实则“任重道远”。

对信托公司而言,引进外资股东不仅可增加公司资本实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公司治理水平、管理能力和投资能力,实现资源共享,对公司业务发展将起到推动作用。但内、外资股东在价值观、风险观、战略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双方在长期战略、经营决策、业务拓展以及合规风控等方面的不同理解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合作的质量和效率。从长期看,鼓励引进外资有利于信托公司做强本源业务,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不过短期来看,涉及到配套制度的改革。

  若大股东欲将持股比例超过49%限定,就必须合资。于是国泰基金的30%股权转让在中国建银投资公司推动下给意大利忠利集团,国泰基金变为合资基金公司。

“实质影响可能很有限,外资的风控完全适应不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他们会认为城投、房地产和地方政府有风险,中小微有风险,”某银行高管称,“广发银行的风控是外资管的,所以广发这些年发展的较慢。”

陈赤:取消境外金融机构持有国内信托公司比例的上限,取消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信托公司的1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体现了银保监会促进信托业扩大开放的积极态度。

  中国建银投资公司也就在“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的中方股东出资比例不受此限制”之列,维持了60%的股权。

业内人士并指出,从外资行近年在中国发展的情况来看也并不乐观。

在新时代,信托业进入了融资业务与资产管理业务并重的中级阶段,引进优秀的境外金融机构作为重要股东正当其时。引进外资,不仅有利于那些一股独大的信托公司改善股权结构和法人治理机制,而且有利于帮助信托公司在资管新规框架下实现主营业务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长期以来的路径依赖,造成信托公司长于融资而拙于投资。引进具有悠久经营历史、丰富投资经验和先进风控技术的境外金融机构并建立业务协同,有助于信托公司开展面向成熟企业的项目股权投资业务,面向成长型企业的VC、PE投资业务,面向上市公司或行业龙头企业的并购投资业务,面向资本市场的公募化的证券投资业务;有助于信托公司走出去到“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支持国际合作,进入发达资本市场布局全球资产配置;有助于信托公司深化对信托文化的理解和执行,更好地开展以家族信托为主的财富管理业务。

  华夏基金股权转让的难度从操作上比国泰君安容易许多,因为其股权100%为中信证券持有,不用像国泰基金一样还要协调其他股东的关系,控制权完全在中信证券。

“零几年的时候外资行来华,大家都喊狼来了,现在看外资行在国内的优势体现不出来,网点少、风控严、目前移动互联中国走在前列,外资行都没有优势。”成都农商行金融市场部总经理助理蔡小泽称。

《金融时报》记者:伴随对外开放的深入,信托公司要面对哪些压力?

  然而中信证券迟迟没有将手中股权调整到合理状态,可能有两方面原因。

华创证券银行业分析师张明也表示,外资行业务在中国可谓水土不服。“比如你在香港开一个户,他们给你推荐的理财产品很多都是结构化的,预期收益率都不给,感觉就是在赌嘛,在中国怎么卖?”他说道。

翟立宏:金融同业竞争加剧。随着我国金融开放的深入,外资进入中国金融领域的选择会更加多样。未来,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将在更大的金融开放背景下寻求业务发展。基于现有的金融开放程度和进程,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未来可能将会有更加先进的经营理念、更加高效的投融资策略,为信托行业带来更大的竞争压力。

  一是华夏基金是一个每年有10多亿元净利润的企业,平均每个月有1亿元净利润,推迟一个月转让,就多赚1个月的利润。

他并谈到,从经营模式上看,国外银行的利润很大一部分在交易账户上,而中国银行业的交易账户受限很多;国外银行对公业务占比较低,而国内大部分银行还能占到六成以上,体现出国内外银行完全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

对中资股东形成一定冲击。如今的金融业开放不是一股风潮。金融对外开放,鼓励信托业引进外资,有利于发挥外资的综合优势,预计对外资的吸引力会更大。这对信托公司的客户和消费者自然是好事,但对信托公司的中资股东会形成冲击。

  二是中信证券考虑如何保有最多的持股比例,因为比例越高,将来获得的利润越多。

**纷纷撤出后,外资是否会“再回头”**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信托业对外开放有何建议?

  显然,成为合资企业能让中信证券持有更高比例的股权。

不过,前几年外资股东已纷纷撤离中资银行,而在当前中国银行业利润增速承压、经营处于低谷之际,外资是否会再次进入?

陈赤:为早日形成信托业对外开放的新局面,需要监管机构和信托公司共同努力,就信托公司而言,大股东方面要树立良好心态,“舍得”与外资股东分权、分利;在引进外资时,不应局限于欧美发达地区,不妨眼界更开阔些,尤其是多联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优秀金融机构,以便未来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更好地开展合作,有力地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寄望于监管机构,一是给中外合资信托公司的股东准入、高管准入、业务准入等事项建立绿色通道;二是新近放开引进的总资产在10亿美元以下的多是专精于某一领域的“小而美”的机构,他们直接参股信托公司成为重要股东,会面临出资额巨大、对许多信托业务不熟悉等压力,建议允许信托公司设立中外合资的专业子公司,如PE投资、财富管理、公募信托、互联网信托子公司,从而在某一类或某几类信托子公司层面引进同一或不同外资,更好地契合中小型境外金融机构的实际能力和投资意愿。

  有报道称,普信集团将成为华夏基金的外方买家。

“银行的外资股东都快套现走光了,”某大行总行人士称,“前几年银行的外资股东是基本能跑的都跑了,现在银行股这市值有点难讲。”

本文源自金融时报

  虽然结果尚未解开,但从中信证券的利益关系看,华夏基金极可能成为合资公司。

2008年瑞银、苏格兰皇家银行先后减持中国银行(601988.SS)H股,分别套现8亿美元、24亿美元;2009年美国银行开始减持建设银行(601939.SS)、H股,6月高盛减持工商银行(601398.SS)H股;2012年花旗集团将持有的浦发银行(600000.SS)股票全部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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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迷恋外资

而2015年后,中信银行(601998.SS)、兴业银行(601166.SS)、华夏银行(600015.SS)、广发银行股份也先后被外资减持。

  合资就真的那么好吗?大部分基金公司在合资的时候,总能为媒体和公众列出一大堆的好处——可以引进外国成熟的管理经验,可以更加了解国外市场动态,可以共享外方资源等,有时候为了合资,大股东还会劝说国内其他股东,让出自己的股权。

但客观来看,外资机构减持一方面源于长期持股后积累较高回报,另一方面也有中资银行盈利前景黯淡、金融危机后外资机构增强自身资本实力的战略需求。此外,由于经营思路、风控理念等方面的显着差异,20%的持股上限也限制了外资行股东提高话语权的可能。

  从一些原本就是合资的基金公司发展来看,外资并没有那么神。

“这两年银行对外资的吸引力是下降了,但民营银行、金控谋求银行牌照的也不少。银行业的吸引力在于怎么经营,行业没问题。金融科技持牌经营趋势下,银行牌照的优势还是有的,但你得挑‘好银行’。”平安银行(000001.SZ)战略研究部资深研究员童文涛称。

  如2003年成立的申万巴黎,法国巴黎资产管理公司占33%的股权,成立至今,资产规模不超过100亿元,产品业绩全部位居倒数。

另一家大行金融市场部人士也较为乐观,“总有看好的,财务投资和控股投资思路是不一样的,其实这也是国家金融发展遇到瓶颈了,在为决解决问题想办法。”

  此后2007年成立的诺德基金,外方股东Lord Abbett & Co.LLC占49%的股权,为第一大股东,发行第一只基金时,引来80亿元资金追捧,经营了3年之后,发行产品增加到5只,公司资产规模却缩小至36亿元。

曾刚认为,中国是在完善长期的制度,并不是为了吸引投资,对外资机构而言其“进出”更多取决于自身的发展战略;如果未来看好中国银行业,还是会回来的。

  近期成立的浦银安盛、金元比联、民生加银等众多合资基金公司,外方股东都占据不小的比例,但反而还不如同期成立的中资基金。

**改善银行业经营管理**

  2008年5月,证监会曾经组织一些专家就基金行业的对外开放问题进行过评估,结果得出:“与内资基金公司相比,合资基金公司没有任何优势,无论在产品创新、风险控制、投资收益率标准差等方面,合资基金公司都没有任何优势,而且内资基金公司在上述方面要远远超过合资基金公司”;“根据目前已公布的基金公司在守法和合规上的情况,合资公司也暴露出了许多问题。”

业内人士表示,虽然短期内取消外资对银行业股权投资比例有限,但中长期内将促进银行业竞争、改善银行的经营管理。

  在金融行业对外开放过程中,除了基金行业,银行业外资作用也仅是分享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好处。

江山金控金融研究所所长兼首席研究员李建军表示,此举是中国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一步,也跟中国的发展战略息息相关,未来中国外投资和贸易将大量增加,在此过程中需要中资金融机构走出去与国外的金融机构合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外投资服务。

  如中行曾经的战略投资者苏格兰皇家银行、瑞士银行集团、李嘉诚基金会等,都抛弃了所持有的股权;建行的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也抛弃了股权;工行股权被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抛空;招行的H股股权被瑞银和摩根大通等机构减持;深发展的外资股东美国新桥投资公司已经抛售股权……每一位战略投资者的退出都有丰厚的获利。

同时,取消外资持股上限也有利于中国银行业在金融业务和产品创新上吸收先进的国际经验。

  以此作为前车之鉴,国内基金行业龙头老大身上要尤为慎重。

如在MPA考核、去杠杆等压力下银行对公业务增长乏力,从大行到股份行、城商行均力图扩大零售业务占比。然而,从记者初步调查结果看,大部分银行的零售业务都逃不开信用卡持卡、消费信贷的老套路,难以在业务流程、思想观念方面有真正改观。

  资本无差异

童文涛表示,就零售业务而言,中国银行业仍有长足的发展空间,“过去是资本需要,现在是业务需要,必须承认差距。”

  从短期看,中信证券将华夏基金变成合资公司有利于自己控制更加大比例股权,的确有利于公司利润的提升,但从长期看,不仅不利于企业长期稳定发展,而且可能会造成未来利润外流。

此外,放开外资持股上限也将有助于完善中资银行公司治理制度,真正树立以客户为中心、而非以业务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过,由于中国金融监管制度尚不完备,在开放过程中也会造成金融体系风险、加大调控难度等不利影响。

  从银行业所谓的战略投资者不难看出,外资并不可靠。

“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以及外资行在本国母公司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对中国银行业造成一些冲击,增加金融体系的风险,”盘古智库研究员吴琦称,如由于他们的身份令监管机构可能无法实施有效监管;如果监管不善,就有可能会增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因素。

  如果外资并不能为企业带来中资难以比拟的优势,从资本的角度看,外资中资无差异。

“咱们国内银行还会为了规避监管进行一些所谓的业务创新,他们可是在国际金融市场摸爬滚打的,规避监管、放大杠杆逐利这些手段比我们要玩的熟练多了,加大监管和宏观调控的难度是必然的。”吴琦称。

  既然无差异,那么不乏弘扬一下民族情结,不让华夏基金员工辛勤创造的利润流到国外。

(中文部李文科对此文亦有贡献)

  中信证券可以适当放松一下自己的股权比例要求,降持至49%的股权甚至更低,让国内一些国内资本加入到华夏基金中来,分享国内基金企业成长带来的收益。

审校 乔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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