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人寿独家承保第十二届全运会,中国检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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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萄京最大平台 ,据悉,第十二届全国运动会是全国范围的一次大型体育盛会,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团将聚集辽宁,大连作为分赛区,由大连市政府牵头成立全运会组委会,并正式开展工作;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是经中央批准,由我国于2006年发起成立的以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效实施为宗旨的国际反腐败组织,也是由我国发起成立的第一个国际司法领域的非政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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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在中国诞生了——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非政治的、非赢利的、司法性的国际组织。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贾春旺当选国际反贪局联合会首任主席。 专家指出,腐败已成一种国际现象,是一种世界性问题,而反腐败经验可以共享。即使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对腐败的危害性认识,还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达成了很好的共识。 10月26日,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窗明几净,鲜花锦簇。历时5天的首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将在这里举行一个非正式项目:参观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这次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史上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也最广泛的一次国际级会议,肯定会载入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史册。”最高检一位检察官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今年4月19日至20日,在联合国维也纳总部,举行了关于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的磋商会议,根据联合国的建议和安排,此次会议是以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名义发出邀请,由中国在会上介绍发起成立过程,同时介绍中国检察机关的反贪污工作。” 这位检察官说:“因为会议代表要来参观,最高检机关放假一天。” 10月25日,会议选举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贾春旺为国际反贪局联合会首任主席。贾春旺在闭幕辞中说:“来自137个国家和地区以及12个国际组织的768名代表,和来自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的141名代表聚集北京,共商打击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国际合作的大计。会议规模之大、代表之广泛,在国际反腐合作史上是少有的。” “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是近十年来,除世界妇女大会之外,我国承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会议。”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秘书长、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外事局局长叶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成立的背景 “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是在中国召开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的前提。”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在接受《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在中国召开的直接背景有三个: 一是腐败是一种国际现象,是一种世界性问题,而反腐败经验可以共享,这便是成立一个组织的基础,成立的这个非政治组织便是共享的平台。二是经济全球化后,中国的许多贪官将资产转移到境外,而由于意识形态的不同,贪官外逃后往往得不到惩处,所以成立这样一个协作组织,也是中国政府的迫切需要。三是中国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腐败现象却层出不穷,因此,借鉴他人经验,寻求更好的反腐体制、途径和方法,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也认为,我们每年破获的腐败案件越来越多,贪官的级别越来越高,这说明我们的反腐败往往处于被动局面,而不是良性循环。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可以借鉴国际反贪经验,从体制上、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然,也有中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的构想,始于2003年12月墨西哥梅里达举行的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高级政治会议。这一构想得到了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印度、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巴基斯坦、新加坡、英国、美国等国家反贪污机构的热心支持。当时商定,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的宗旨之一就是促进《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2月14日生效)的实施,并加强各国反贪污机构在打击贪污贿赂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2006年4月19日至20日,在联合国维也纳总部举行了关于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的特别磋商会议,来自法国、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阿根廷等20多个国家的反贪污机构以及联合国、国际检察官联合会、亚洲预防犯罪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或代表共40余人出席了本次会议,与会代表一致同意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 因此,首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源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或者说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是公约的执行机构。 “即使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对腐败的危害性认识,还是一致的,在这个问题上,各个国家和地区已经达成了很好的共识。”王贵秀教授说,为什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参会国家和代表之多出乎意料?显然,腐败已经成了过街老鼠。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它首次以联合国公约的形式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贿赂、贪污、挪用公款、影响力交易、窝赃、滥用职权、资产非法增加、对犯罪所得洗钱、妨害司法。”曾参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起草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学博士陈正云介绍说,公约克服了一些区域性的反腐败法律文书的局限性,具有广泛的普遍性,特别是公约确立的境外追逃、追赃机制,对我国目前的反腐败斗争将产生积极影响。 据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秘书长叶峰介绍,从今年6月开始,中国便开始向世界各国反贪机构发出会议邀请,对此,国际反响热烈。当时国外有媒体报道说,在中国这样一个腐败指数较高的国家,召开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意义很大。因此,参会国家和代表之多出乎意料。 根据联合国规定,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是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的、非政治的、非赢利的、司法性的国际组织,也是当今世界唯一的由各国负责侦查、起诉贪污贿赂犯罪的专门机构组成的国际组织。其成员主要包括各国负责侦查、起诉贪污贿赂犯罪的专门机关,诸如廉政公署、反贪局、反严重欺诈局等。 “在中国召开这样一个会议,等于向世界表明了一个态度和决心:中国坚决反对腐败,坚决打击腐败分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邵道生对记者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目前腐败犯罪日益呈现组织化、跨国化、国际化的趋势,单独依靠某个国家自己的力量已经难以完成反贪工作,现实迫切呼唤全球各国加强国际司法合作。《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生效后,并没有专门实施这一公约的机关;而这一组织正好成为一个平台,各国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开展司法协助,追逃、追赃。在此平台上,各国反贪机构可以建立更为直接、更为有效、更为便捷的合作机制,这比单纯的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效率会更高。 根据联合国惯例,首届年会实质上就是组织的成立大会。因此,这次在河北省香河经济技术开发区(有“天下第一城”之称)召开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实际是成立大会,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首席大检察官贾春旺当选国际反贪局联合会首任主席。会议还通过了《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章程》。 贾春旺在担任首席大检察官之前,曾任公安部部长、国家安全部部长。他在会议之前的欢迎辞中说,最高人民检察院非常荣幸地承办这次国际反贪局联合会首届年会和会员代表大会。我们诚挚地邀请世界各国负责侦查、起诉和审判贪污贿赂犯罪案件机关的负责人和代表参加。 因此,可以说最高检是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的发起人。“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官员和一些欧美以及亚太地区国家反贪污机构的负责人就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事宜,主动与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沟通,邀请中国参与发起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2005年4月,在联合国第十一届刑事司法大会上,出席会议的一些反贪污机构的负责人以及联合国有关官员磋商,建议由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牵头发起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秘书长叶峰对记者说,“鉴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由检察机关负责侦查和起诉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国检察机关作为中国反贪污贿赂犯罪的主管机关,不仅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办理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经验,而且多次成功地主办和承办大型国际司法会议,因此请中国检察机关承办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和会员代表大会。” 同时,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时,确定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公约司法协助的中国中央机关。因此,最高检作为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的发起人顺理成章。 “被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为负责公约司法协助的中国中央机关之后,最高检加快了发起成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的步伐。”叶峰说,首届年会要解决的大事比较多。譬如《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章程》,先后经过5次修改。今年4月,在联合国维也纳总部,来自20多个国家的40多位专家,在大屏幕前逐字逐句对章程进行修改,后由联合国文件专家现场更正。中国反贪总局低调行事 中国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等腐败案的职能部门是隶属检察机关的各级反贪局。最高检副检察长王振川在演讲中说,全国反贪工作人员有3.6万人;2003年以来,各级反贪局共查处贪污贿赂犯罪67505人。 在最高检机关报《检察日报》官方网站上,记者看到,有一个专题报道,叫“中国反腐备忘录”。从成克杰、陈希同、田凤山,到最近被中纪委立案调查的陈良宇,大都是省部级高官,而且都冠以“反腐成果”。但网站一位编辑告诉记者说,这些案件虽然大部分是反贪总局查办的,但要想从总局那里获得相关案情,简直比登天还难,虽然他们会在同一栋楼上办公。 “其实,中国的反腐败体制与许多国家不一样。”中央党校一位教授告诉记者说,“以反贪总局为例,它办理的案件,90%以上是中纪委移交过去的,有的在移交的同时就开除党纪了。所以,功劳主要记在中纪委身上。在中国,纪委是反腐败统领。” 现任反贪总局局长王建明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上的发言题目是《贪污贿赂犯罪的演变趋势与中国反贪污贿赂机构的侦查对策》。他说,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迅猛发展,贪污贿赂犯罪也随之增多。对此,一是要建立反贪侦查一体化机制,在地市级以上检察院设立侦查指挥中心,强化对反贪侦查工作的统一领导和指挥协调;二是组织查办发生在重点领域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三是加强侦查装备现代化建设,提高反贪侦查工作的科技含量。今年开始在全国逐步推行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四是提高侦破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的能力;五是加强国际反贪合作,共同打击跨国贪污贿赂犯罪。我们多次派员赴境外调查取证,并应其他国家和地区反贪机构的要求为其提供司法协助。通过与国际刑警组织和各国司法机关加强协作,成功将一批逃往国外的贪官缉捕归案。 “通读反贪总局的发言全文,就是一篇经验材料,我认为与题目不符,写得非常一般。”一位熟悉反贪工作的教授对记者说,“王建明现在非常低调。” “1995年11月10日反贪总局挂牌,首任总局局长罗辑一直是高调行事,罗辑本人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后来反贪总局出了两件事,一是总局局长罗辑,因为将办案中依法追缴的赃款、扣款存入公司账户或以反贪总局名义存入银行,严重违反财经纪律,被给予留党察看两年;二是反贪总局副局长黄立志,因私自会见案件当事人,接受宴请,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免去反贪总局副局长职务,调离检察官工作岗位。1999年出事后,反贪总局一直低调行事,并且局长一职空缺多年,现任总局局长王建明是第二任总局局长,倍加小心谨慎。” 目前,罗辑是北京市正平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他在接受《青年参考》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大陆反贪局的成立是借鉴了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然而,由于体制、地位、经费等各种原因,反贪局所起的作用无法和香港廉政公署相比。“廉署不受任何机构的干预,可以独立办案。这种体制决定了它的权力很大,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另外,经费不足、人员捉襟见肘使得许多案子无法查办。 “显然,王建明吸取了罗辑的教训,处处谨慎行事,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 腐败资产追回机制成焦点 10月23日16时30分至18时的大会发言,成了媒体报道的焦点。报告的主题是“腐败资产的追回”(《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和第六章)。 “大会发言是围绕《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展开的。一般每人发言时间限定在10分钟内,最长不超过15分钟。”一位为会议服务的检察官告诉记者说,“因为时间关系,有的代表提交了发言材料,但没有进行发言。” “腐败资产的追回,是指在国际司法合作或协助框架下,一国的资产因腐败犯罪被转移到另一国后,资产流出国通过一定的途径直接主张对该资产的合法所有权,或者资产流入国应请求国的请求对该资产予以归还的机制。”广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郭永运介绍说,“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还有不小差距,一是没有建立先行民事审判的诉讼制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第1款规定,允许对腐败犯罪被告人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依照我国现行法律,民事诉讼程序中是允许缺席判决的,但针对犯罪行为造成的损失只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或之后审判。因此,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相关诉讼制度进行改革: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案发后,或者在刑事诉讼进行期间死亡、潜逃或者缺席的情况下,只要能够查明存在作为犯罪所得的财物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能力,检察机关或被害人就有权就损害赔偿、财物返还或没收等问题提起民事诉讼,并在民事被告人缺席情况下进行审判,法院有权判决有关当事人承担返还财物、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或者判决没收有关财物。没收的财物既可以是犯罪所得,也可以是混合收益,还可以是犯罪所得带来的收益。二是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要实现腐败资产的返还,必须存在请求国的生效判决。而我国未建立缺席审判制度。因此,有必要借鉴国外有关法律,规定在腐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跑时,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另外,还应建立允许他国分享追回资产的财政制度。” 反腐败专家邵道生认为,腐败资产追回机制是《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核心内容,对国内法律制度的震动也最大。

2006年10月25日,第一个以各国反贪机构为成员的国际组织——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正式成立,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当选首任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 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上,贾春旺检察长面对来自137个国家和地区及12个国际组织的近千名代表明确表示:“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愿意以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为平台,与各国司法机关携手开展各种形式的务实合作,共同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 这一宣言不仅昭示了中国检察机关反腐败的坚定决心,而且再一次表明了贾春旺检察长对国际司法合作的高度重视。据高检院国际合作局一位负责人介绍,2003年以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创立了三项区域检察合作机制——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检察院合作机制、亚欧会议成员国检察院对话合作机制和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并将外事局更名为国际合作局,以全面开展司法协助、个案协查、办理涉外案件和外事联络、对外交流等工作,检察机关国际司法合作的规模和领域在不断扩大。 创立区域检察合作机制,开辟司法合作新途径 最高人民检察院一直重视与各国司法机关的合作,并与许多国家签订了双边合作协议。但是,两国之间的司法合作,涉及外交、司法等多个部门,程序复杂,影响了合作的效率。如何简化中间环节,开展直接合作,是各国检察官共同关心的问题。 2004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云南昆明发起召开了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与会总检察长们共同签署了《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联合声明》,承诺将在打击恐怖主义、洗钱、网络犯罪、腐败犯罪及非法贩卖毒品、武器、人口等方面开展紧密协作。 贾春旺检察长说,“联合声明的签署,为进一步加强相互间合作提供了依据,标志着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检察机关之间的合作与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次会议的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十国建立起了总检察长定期会晤、检察官交流互访以及开展快速便捷司法协助等多项有实质性内容的合作交流机制。同时,中国与东盟部分成员国建立了边境地区检察机关的直接合作机制、司法信息交换机制及经常性会晤机制。 如今,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已经分别在中国、泰国、印尼和澳门召开了四次,成员国检察机关之间的合作日益紧密。迄今为止,已有7个国家互派检察官进行业务交流,8个国家为其他国家检察机关协查了案件。正如澳门特区检察长何超明所说,“中国-东盟总检察长会议是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检察机关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区域司法协助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继2004年昆明会议之后,最高人民检察院又于2005年12月与英国、丹麦、韩国等国家检察机关共同发起召开了首次“亚欧会议总检察长会议”,来自亚欧46个国家和地区、5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发表了《亚欧会议总检察长会议联合声明》。初步形成了成员国检察机关加强交流、深化合作、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对话机制。 创建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搭起全球反贪直接合作新平台 “我相信,今天,2006年10月22日,将作为一个反腐败胜利的日子被人们铭记。因为就在今天和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将见证一个新的国际反腐败机构——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的诞生。” 在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开幕式上,国际检察官联合会主席、丹麦王国总检察长亨宁·福德充满激情的发言,至今仍在记者的耳边回响。福德先生的激动,是有理由的。 透过各种新闻报道,我们知道,打击腐败犯罪面临两大难题:追逃难和追回资产难。对此,中外反贪专家深有同感。 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王建明说,随着跨国实施贪污贿赂犯罪以及贪官外逃的增多,我们深感必须加强国际反贪合作,中外反贪机构联手肃贪。 丹麦王国总检察长亨宁·福德说得更直接:“没有坚实的国际合作,反腐败斗争不可能取得成功。” 为促进反腐败国际合作,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腐败的预防、腐败犯罪的界定、反腐败国际合作等问题提供了一套法律规范。该公约已于2005年12月正式生效,其有效执行越来越为各国所关注。各国反贪机构期待有一个独立、专门的组织推动彼此间的沟通,促进务实合作。 在此背景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发起创立了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并于2006年10月承办了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届年会暨会员代表大会,来自137个国家和地区及12个国际组织的近千名代表参加了大会。 会议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分别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和闭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对于提高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水平和效率,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效实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次会议上,世界上第一个以各国反贪机构为成员的国际组织——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正式成立,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当选首任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贾春旺说:“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的成立为今后反贪国际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拓宽了交流渠道,构建了直接合作机制,必将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对世界反贪工作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各国与会代表都表示,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各国反贪机构可以建立更加直接、便捷、有效的合作机制。他们都对中国检察机关为创立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所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 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工作,为各国检察机关交流反贪经验,互通信息而努力。今年6月,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在广东举办了首届培训班,中外反贪专家一起交流了各自在打击贪污腐败犯罪方面的作法和经验。与会者一致认为,培训班对各国相互交流反贪工作经验,积极探索加强反贪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方式和途径,加强反贪国际合作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高检院国际合作局透露,中国政府已经批准将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总部暨秘书处设在北京。这将为中国检察机关密切与其他国家反贪机构的联系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坚持“务实高效”原则,不断拓宽司法协助新领域 “务实、高效”,是贾春旺检察长每次谈到国际司法合作时必定提到的词汇,它已成为中国检察机关开展国际司法合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和追求的目标。 在第一次中国-东盟成员国总检察长会议上,贾春旺表示,中国检察机关将遵循平等协商、互信互利、务实高效的原则,同东盟各国检察机关一起,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合作领域,丰富合作内容,共同构筑有效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执法网络。此后,在亚欧会议总检察长会议、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第一次年会等多次讲话中,贾春旺都强调了“务实高效”原则。 国际司法合作要实现高效,就要尽量减少中间环节,开展直接合作。为此,中国与东盟成员国检察院建立起了联络员机制,设立专人负责司法协助联系事宜,司法协助由机构对机构,变成了人对人,联系更加紧密。 同时,云南、广西、吉林、黑龙江等边境地区的检察院,在高检院的统一指导下,与周边国家司法机关建立起了直接联系和合作的渠道,定期会晤,及时互通情报,取得了明显成效。 据来自高检院国际合作局的最新消息显示,近年来,与我国检察机关签订交流与合作协议的国家大幅增长,已经有81个国家和2个国际组织共签订了96项合作与交流协议。 合作渠道拓宽了,司法协助案件也随之增加。据高检院国际司法合作局一位负责人透露,现在我国检察机关办理的司法协助案件每年都在数百件以上,办理涉港澳地区个案协查案件年均百余件。检察机关通过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加大了境外追赃、追逃力度,先后从俄罗斯、泰国、日本等国引渡或遣返了一批潜逃境外的重大职务犯罪嫌疑人,追回大量转移境外的赃款,维护了国家司法主权。 该局司法协助处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与外国司法检察机关之间司法协助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司法协助的形式已由过去简单的调查取证,发展到相互派员协查、刑事诉讼移管、引渡、追赃、请求证人出庭作证等多种形式,而且还出现了一些首次协助的国家,如比利时、新西兰和德国等。 这位负责人说,这些新特点的出现,得益于国际反贪局联合会这样一个国际合作平台,得益于有效的直接合作机制,长期建立起来的国际司法合作机制正日益显现出其合力打击的威力。 从创立区域检察合作机制到创建全球反贪合作平台,中国检察机关正在编织一张追捕逃犯、打击跨国犯罪的天罗地网。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张法网将越织越密,犯罪嫌疑人终将逃不出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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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国际反贪局联合会是经中央批准,由我国于2006年发起成立的以推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效实施为宗旨的国际反腐败组织,也是由我国发起成立的第一个国际司法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国际反贪局联合会研讨会是根据联合会的决议而开设的,通过讲座和讨论,培训世界各国反贪机构负责人及从事反贪工作的高级人才。前三届分别于广州、重庆、上海举行,第四届研讨会由大连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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