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箍咒难阻变更潮,人才流失暗潮不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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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窦红梅) 临近年底,基金业经理人频繁发生变动。据德圣基金研究团队不完全统计,今年基金高管变动的人数达到100位,270多只公募基金发生基金经理变更。而来自北京玖富时代投资公司的监测显示,“稳定流”的基金经理业绩明显好于“跳槽流”的基金经理,两者负责的基金年内平均净值增长率要相差一倍多。

  王妍

  融通基金董事长及总经理双双辞职引发人事大地震;去年以来已有100多位基金公司高层变动。

  ⊙本报记者 吴晓婧

  基金公司的人事变动主要有两类原因,一是公司内部调整,二是基金经理离开公募转而投向私募行业,后一种是明星基金经理的主要流动方向。临近年底,一个星期内有多达12家基金公司公告人事变动。最多时一天就有6家基金公司宣布公司人事变动。

  记者王妍一则“大成基金[微博]旗下四成基金年内变更掌舵人”的消息将大成基金管理公司推上风口浪尖,同时,也将基金行业人才稳定性缺失这个旧伤疤再度揭开。

  文/《投资与理财》记者 叶辉

  表面上风平浪静,却掩盖不了岁末基金公司人事涌动着的变动暗潮。

  业内专家分析,当前基金行业人士频繁变动,各基金经理更关注自身的短期业绩,这种做法势必会影响到基金业的健康发展。据玖富分析,如果一个基金经理频繁跳槽,其管理的基金业绩将会受很大影响。基金经理个人的因素大概占权重的20%,尤其是对主动型基金来说,基金经理的作用更为突出。业内专家建议投资者,慎选频繁跳槽的基金经理所执掌的基金。RJ046

  2013年是公募基金业绩整体翻身的一年,随着业绩的转暖,往昔弥漫在行业上空的愁云惨雾似在淡去,然而,人才流失的暗潮却并未因此而歇息。今年以来基金经理变更频繁度丝毫不亚于往年,一批有资历、有业绩的资深基金经理再度成批离职,更令业内扼腕不止。

  日前,融通基金爆出董事长和总经理双双辞职的新闻,在业界引起轩然大波。联想到去年以来已有100多位基金公司高层变换,投资者难免产生这样的担忧:高层频繁变动是否会损伤基金公司的“元气”,进而影响业绩?

  如果说基金业人事变动在年终岁末是“暗流涌动”的话,那么回首即将过去的2009年,则可谓“如火如荼”。仅从基金经理变更来看,涉及基金只数之多、波及公司范围之广就前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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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则关于大成旗下基金经理频繁变动的消息称,今年以来,大成基金公司旗下共有17只基金的掌舵人发生变动,目前,大成旗下共有39只基金,则年内掌舵人发生变动的基金占比高达大成旗下基金总数的逾四成。

  融通“人事地震”

  越演越烈的“跳槽”风,已经成为横在年轻的中国基金业面前的一道坎。然而,每个个体的去留背后,都是其理性的选择,很难评判,谁对谁错。对于基金业畸形的高流动性,或许应该给予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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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大成并非孤例。有数据显示,截至今年7月中旬,公募基金已有278只基金换帅,涉及基金公司66家,基金经理565人次。根据媒体爆出的消息,近期基金公司的人事变动中,亦不乏原中银基金权益部总监孙庆瑞、原银华基金投资总监陆文俊、原嘉实基金投资部总监刘天君等“重量级”人物,他们或在各类基金评奖中拿奖拿到“手软”,或已在原供职公司整整工作了10年,不管是转投别家公募门下还是加入私募大潮,都在业内和基民中引发不小震动。

  3月15日,融通基金发布了一份令市场震惊的公告:经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同意孟立坤先生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同意吕秋梅女士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并决定由公司副总经理秦玮先生代为履行公司总经理职务,代为履行公司总经理职务的时间不超过90日。

  人事变动暗流涌动

  事实上,去年基金业的人才流失问题就备受诟病。数据显示,在2012年428起基金业的人事变动中,有52家基金公司的108位基金经理离职。其中,以华夏基金[微博]公司的基金经理、号称基金业“一哥”的王亚伟离职并成立自己的私募公司最为引人注目,公募“一哥”“奔私”一度引发了关于基金行业人才环境、公司治理、激励机制、监管创新等一系列大讨论。

  自去年以来,基金公司高管变动已越发频繁,然而一家基金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同时离职的现象并不多见。一时间,传闻四起。

  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

  作为衡量基金业绩稳定性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基金经理任职稳定性备受投资者关注。有调查显示,逾九成投资者认为基金经理的频繁变更会影响其持基信心。以被基民冠上神话光环的王亚伟为例,其成功也主要在于其对所管理基金的忠诚和多年投资理念的贯彻如一。

  公开资料显示,自融通基金2001年成立起,孟立坤即任融通基金董事长。两位公司重量级的元老人物,为何选择在此时辞职呢?业界人士比较普遍的看法是,他们受昔日“老鼠仓”事件牵连。

  “年终奖一发,谁又该跳槽了!”成为不少基金公司高管头疼的问题。现实则是如此,有心“跳槽”的员工,已经开始寻找下家,等待丰厚的年终奖到手,另谋高就。

  有分析认为,在所有表现持续稳健的基金或是“黑马”基金所具备的特征中,基金经理的个人能力和稳定性不可或缺。某业内人士称,目前长期业绩表现较好的有20家阳光私募,其基金管理团队的稳定性较强,投研灵魂人物基本上5年多都没有发生变动;而今年表现最好的公募基金——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其基金经理管理该基金已逾6年。

  去年,融通基金“老鼠仓”案震动了基金业。原融通基金经理张野运作“老鼠仓”被曝光:他自2007年起至2009年2月,利用职务便利获取信息,并操作他人控制的“周蔷”账户,采取先于融通基金旗下有关基金买入或卖出同一股票的交易方式,获利2000万元。

  年终考核的业绩压力,无疑成为人事变动暗流涌动的一大原因。

  基金行业人才的不稳定已是老生常谈,究其原因,不外乎基础市场的变化以及行业软环境的转变。客观上,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基金公司业务重点的转移是近两年基金行业人才变动的主因。随着行业创新和业务空间的拓展,不少公司对权益投资板块采取了整体收缩的策略,这导致了一些成熟基金经理的出走。与此同时,伴随着政策法规放开以及市场的变化,目前的从业环境已经与往昔大不相同,私募、券商甚至银行、保险,纷纷给出更有吸引力的岗位,由此一些明星基金经理的流失不可避免。正如某基金经理所言:“一方面,新基金越来越多,人才荒日益突出;另一方面,私募奖励机制优于公募行业,‘奔私’行为很正常。”

  张野“老鼠仓”案引爆了投资者对基金公司内部治理的担忧。去年6月底,证监会决定取消张野基金从业资格,没收其违法所得229.48万元,并处400万元罚款,同时对其实施终身市场禁入。融通基金同时被证监会基金部责令进行为期6个月的整改。

  “公司对基金经理的考核很简单,就是要求每年同类型基金排名进入前二分之一。”上海一银行系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感慨,“考核指标看起来似乎很宽松,但每年都进入前二分之一,谈何容易?”

  有人说,基金行业和证券投资本身都是和时间作伴的事业。这不仅关系到行业的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市场的投资理念与投资者的利益。年末将至,又到了行业人事变动的敏感时段,或许此时基金公司管理者所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年末的业绩排名。无论是基金公司治理、股东的定位和作用、高管层的经营理念和行为方式、人才团队的培养和稳定等,都是亟待求解的课题。

  北京数位基金公司的同行告诉记者,融通基金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双双辞职,可能是遭到股东“秋后算帐”。不过,也有媒体指出,他们辞职可能也有来自证监局方面的压力。不过,不管哪种情况,都是受到“老鼠仓”牵连。

  据记者了解,上述年终考核指标并不是特例。而事实却是,统计2007年以来主动型股票和混合基金业绩发现,在2007年前成立的70只主动型股票基金中,仅有5只基金的业绩自2007年以来连续三年均排在了前二分之一,占比仅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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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业4天换一高管

  “如果管理的基金一年业绩落后问题不大,但如果持续排在末尾,则很可能被公司‘劝退’。趁早寻找下家,是比较明智的选择。” 上海某基金公司投资总监表示。

  其实,自2009年以来,基金公司的高层“人事地震”一直不断。有媒体甚至形容说,去年上半年“(基金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投资总监和督察长的变换,更像走马灯一样热闹非凡”。

  除投研人员,市场部也是基金公司人事变动的重头。“为了年底冲规模,公司加大了考核力度,甚至对销售业绩进行每日排名。”南方一家基金公司的区域销售经理感慨,“来年一定要换一家业绩考核压力较小的公司。”

  据本刊记者初步统计,截至3月中旬,公募基金行业自2009年以来共计发生了100多起高管变动,平均每4天更换一位高管,而涉及的基金公司更是超过40家。今年比较有影响的人事变动,除了融通基金董事长及总经理双双辞职,还有博时基金副总裁李全也在3月份刚刚辞职,跳槽到新华资产管理公司担任总裁。

  与主动跳槽的相比,被猎头“猎”上另谋高就者,不在少数。

  去年这种人事变动更为频繁。仅仅在去年上半年,就有多家基金公司元老级人物离去,其中包括景顺长城基金公司总经理梁华栋、益民基金公司总经理刘义鹏,还有南方基金主管投研的副总经理王宏远、交银施罗德基金投资总监李旭利等。

  “猎头的电话基本上是每周两三个。”今年来业绩表现不错的一合资基金公司基金经理表示,“如果能够有更好的平台,为什么不跳呢?”

  就去年全年来说,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总经理王鸿嫔的离职。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成立于2004年5月,是基金圈里的一个“小弟”。但是台湾基金业“营销女王”王鸿嫔在业内率先力推的投资者教育活动深得人心;在牛市期间,吕俊执掌的中国优势和孙延群掌舵的上投内需业绩超然,几年之后,上投俨然已有与华夏、博时、南方等基金业老大分庭抗礼之势。不过,在金融危机后的大洗牌中,上投摩根渐渐迷失了方向,业绩下滑严重。王鸿嫔在任期满之后,不得不黯然退职。

  此外,基金产品审核市场化改革又进一步,则使得一些基金公司高管在兴奋之余,不免增加了几分担忧。

  分析人士指出,基金公司高层变动,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股权转让,基金公司董事会成员自然会集体换班,比如原博时、大成、鹏华等基金公司就属于这种情况。二是高管为谋求更好的个人职业而辞职。比如原博时基金副总裁李全,他跳槽所去的新华资产管理公司源于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中心,在2007年底时的管理资产就已经达到近1100亿元。也有一些人选择去私募基金,比如基金业元老级人物、前交银施罗德基金李旭利。三是由于管理等原因被迫辞职,比如本次融通基金的高层。

  据了解,证监会基金部将对基金产品实行分类审核制度,在分类审核方式下,基金公司可以同时申报不同类别的产品。按照四种分类模式,一次申报的产品可以达到两个甚至更多,基金产品的申报数量明年有可能因此骤然增加。与此同时,证监会简化成熟产品的审核程序则会大大加快产品获批的速度。

  对业绩影响有多大

  上海一合资基金公司副总表示,今后新基金发行肯定会更加火热,再加上明年新基金公司可能集中扩容,那么基金业人才短缺的情况会更加凸显,特别是投研人员,会越来越紧俏。

  对于普通基民来说,他们并不在乎谁担任基金公司的高管,但他们关心自己基金的变化:高层频繁变动,是否会损伤基金公司的“元气”,影响基金的业绩?

  在暗流涌动的人事变动背后,未雨绸缪者也不在少数,基金公司年末招聘异常火热。仅从近期发布的招聘信息来看,就有来自工银瑞信、益民、长盛等基金公司提供基金经理岗位,管理方向包括股票基金、债券基金、QDII和专户理财等。此外,多家基金公司还发布了高级机构销售经理和片区销售经理等招聘消息。

  在采访中,分析师均表示,不能简单地把基金公司高层变动与业绩联系起来,要视情况而定。

  “紧箍咒”难阻变更潮

  国金证券张剑辉认为,对基金公司高层的辞职要区分对待,不应该简简单单因为发生一件事情,就作出投资决策判断。衡量高管变动对基金公司业绩的影响,关键看他的出走是否对投研团队有影响,如果一个副总是主管其他业务的,他的出走对基金业绩就不会造成任何影响。但如果是总经理或者投研团队的高管发生变动,就要留意事情的发展,看看具体产生的是正向的影响,还是负向的影响,再做投资决策。

  如果说基金人事变动在岁末是暗流涌动的话,那么回首2009年不到一年的时间,基金人事变动则可谓“如火如荼”。仅从基金经理变更来看,涉及基金只数之多、波及公司范围之广就前所未有。

  众碌基金研究中心王晶则提醒说,相对于基金经理,基金公司高管离职的影响可能更大,因为高管所影响的可能是公司的制度策略方向,对整个基金公司都会有影响。

  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12月4日,今年来共有130余只基金迎来了自己新的“掌门人”,也就是说,每4只基金中就有1只基金更换基金经理,涉及现有60家基金公司中的41家,这意味着,超过三分之二的基金公司都有基金经理变动岗位。

  德圣基金研究中心江赛春认为,如果基金公司的高层发生变化,但是没有影响到它的企业文化和公司的投研团队,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如果投研团队发生变化,尤其是投研的核心人物辞职,就需要对这家基金公司的业绩严密关注。

  同比的数据是,在基金经理变动频繁的2007年,共有73只基金变更“掌门人”,2008年,这一数据上升为116人。由此可见,无论是大牛市的2007年,还是大熊市的2008年,基金经理变动都不如今年剧烈。

  对江赛春的这种说法,基金圈内部人士普遍表示认同。在采访的过程中,多位基金业内人士提到,前投资总监吕俊的辞职就是上投摩根基金公司业绩滑落的开始。但对于一些业绩不好的基金公司来说,高层变动未必是坏事,新高层的加盟必然给公司带来新气象。

  出乎意料的是,今年以来有4家基金公司旗下有5只以上的基金变更了基金经理,其中,北京1家大型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变更涉及基金只数最多,高达10只,另一家北京的大型基金公司为6只,而深圳两家大型基金公司分别为7只和8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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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组令人惊讶的数据则是,据WIND资讯统计,上述127只基金历任基金经理人数平均多达4人,而每位基金经理平均任职期限仅为1.3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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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今年来单月基金经理的变更情况不难发现,4月份基金经理变更率急转直下,仅有6只基金变更了基金经理,为今年来基金经理变更最少的一个月。值得注意的是,4月1日,《基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正式实施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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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则》发布之初,在业内人士看来,上述做法同时刹住了基金跳槽的两头和三个当事方。对于跳槽当事人、离职公司、入职公司都做出了强力约束,并将投资管理人员变动情况与基金公司新业务申请进行了挂钩。

  然而,仅仅1个月之后,基金经理变动再次由“平静”趋于“躁动”。5月份,有13只基金变更基金经理,6、7月份在10只左右,8月份则上升至14只,9月份更是高达25只,创下今年之最。

  目前看来,这个被称为基金经理“紧箍咒”的新规,并未阻止基金经理的变更潮。

  2009年频繁变更的基金经理背后,大致演绎着几种故事。

  首先是转投私募的故事,原交银施罗德旗下的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和郑拓先后离职,不久后均高调进军私募。

  其次是高升的故事,如原华宝兴业基金经理魏东就于近期正式挂帅国联安投资总监。

  然后是内部调配的故事,如汇添富成长焦点原基金经理袁建军于7月29日公告变动,新的岗位便是汇添富专户投资部总监。

  此外,还有与公司投资理念不合跳槽的故事。南方一小型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于今年辞职,其主要原因则是公司条条框框太多,高层甚至直接插手投研,而公司公告却是病退。

  另有业绩考核未达标被迫跳槽的故事,涉嫌老鼠仓离职的故事……

  众多基金经理变更的故事愈演愈烈,基金经理“跳槽”风,已经成为横在年轻的中国基金业面前必须面对却难以轻松迈过的一道坎。

  高流动性背后的反思

  每个个体的去留背后,都是其理性的选择,很难评判,谁对谁错。然而,对于基金业畸形的高流动性,或许应该给予更多制度上的反思。

  在上周举行的第八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上,博时基金总经理肖风表示,公募基金目前的制度设计,确实很难跟基金经理说“这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人才流失是业内每个公司最头痛的问题。

  在肖风看来,按照现行制度,基金公司是不能对员工进行股权激励的,这正是基金经理流动频繁的症结所在。

  肖风的观点并不是个例,参加第八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的多位专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现行的管理制度严重制约了基金经理的从业选择,业界急需基金管理制度上的创新。

  已经成功转型为私募合伙人的原明星基金经理李旭利认为,在基金业大发展之后,业内在利益分配机制和员工持股问题上产生了冲突。“对于一个从业多年的基金经理来说,实现10%的年收益问题不大,如果有几百万的积蓄,投资收益就超过了年薪,谁还愿意在基金公司里拼命。”

  事实上,为了培养优秀的投资人才,各公司都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但每年大批骨干人才的离开让公募基金变成了培训基地,明星基金经理“奔私”的名单,不断地拉长。

  在好买执行董事、总经理杨文斌看来,基金公司的一对多业务极有可能演变成“黄埔军校”,批量孵化出未来的私募基金经理。杨文斌认为,私募基金经理的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优良的历史业绩,一个是认同他、追随他的粉丝群体(高端富人)。相信不用太长的时间,那些TOP10的一对多基金经理们就会成为追逐的热点,漂亮的业绩、现成的成熟客户,都会帮助他们从容地完成由“公”到“私”的转身。

  “如果不出台股权激励,让基金经理感到‘有盼头’,行业的极端不稳定性还会持续下去。”第三方基金分析师认为。

  然而,基金业内的股权激励制度讨论已经几年,时至今日,统一的意见和实施方案仍然没有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基金公司还没有上市,因此股权激励的定价问题是个难题。此外,股权激励到底是全员持股,还是核心投研人员持股,大股东与管理层在股权激励问题上能否达成一致,这些都是横在基金股权激励道路上的难题。

  此外,有基金分析师认为,目前基金业带有一定的专营性或垄断性,员工持股首先应放松这个行业的管制,让更多人进来,降低门槛,这样实施股权激励才能够让社会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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