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萄京娱乐网址公募赚钱经理更易转私募,当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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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娟

  《投资者报》研究员 刘宗源

  导言:公募基金的规模已经接近2.5万亿,基金持有人3000多万,远超过股票投资者,但是作为其核心竞争力的高端人才却在持续大量流失,公募基金还可以信赖吗?“大而不强”会是它最终的宿命,制度设计的缺陷正凸显弊端,是时候检讨与反思了。--经济观察报联合新浪财经从本期起推出系列策划“公募基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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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募基金界又一位赫赫有名的大牌基金经理离开了。

  离开公募基金不到3个月的前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投资总监李旭利,近期再次成为基金界关注的焦点。他转投私募基金之后发行的首只基金——重阳3期顺利募集11亿份,成为目前规模最大的阳光私募信托产品,在没有庞大的营销团队和广泛的销售渠道支持下,私募产品能达到这个规模,无疑是市场对明星公募转投私募基金经理的高度认可。

  赵娟 黄利明

《理财师》2012年7月刊

  上个月底,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的投资总监李旭利 “因个人原因”辞去肩负的职务,目前正在家休息。而李旭利即将加盟私募基金的传言,再次引发基金业界对公募基金人才流失问题的议论。

  从2006年开始,随着证券市场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市场行情的不断红火,公募基金规模出现了井喷式的扩大,随之而来的基金经理排名压力、个人收入和业绩考核不尽理想、公募基金运作受限较多等问题日益凸显,不少明星基金经理开始思变,摆脱公募基金的种种束缚。

  杭州西湖,孤山岛上,有着160年历史的楼外楼是这周围唯一的一家饭店,可以欣赏到西湖最美的景色。数位年轻人慕名走进这家饭庄,进门处四位迎宾小姐并没有给予他们应有的热情。

DEADLINE,底线即死线,当它被本应对客户财富负有信托责任的基金经理群体漠视的时候,悲剧必然发生。

  事实是,公募基金业内曾经风光一时的明星基金经理阵容,如今只剩下华夏基金王牌基金经理王亚伟这个“光杆司令”。

  从公募基金出走的基金经理多数是曾经的“明星基金经理”,从早期的博时基金肖华、工银瑞信基金的江晖、上投摩根的吕俊,到李旭利,他们大部分都曾是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或者副总监,均是所在基金公司投资管理的核心人物。这些人在改投私募基金之前,赚钱能力究竟如何?是否与明星光辉名副其实?

  用餐完毕,他们只有一个判断“这里只能来这一次。”

文/司南

  交银失爱将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通过统计目前管理私募基金的原公募基金经理业绩时发现,他们在管理公募基金时确实创造了不错的业绩,从投资管理已实现的赚钱总数看,他们离任时大部分没有亏损,且平均赚钱总数远高于现任基金经理。13位投奔私募的基金经理在管理公募基金时平均赚得31亿元,远超目前公募基金经理人均赚下的1.72亿元,是后者赚钱数的18倍。

  其中一位年轻人询问后得知,这是一家国营饭店,于是慨叹:“国营不能来啊!”紧接着又笑言:“公募基金不能呆啊!”

一个人的“鼠患”生涯

  6月12日,李旭利接受本报采访时,坦然承认辞职一事,并表示,目前正在休假。

  此外,与现任公募基金经理相比,这批“改头换面”的基金经理在超越大盘(以上证综合指数为比较对象)方面也显示出私募基金的强势,不仅平均超越幅度高于公募基金,且全部超越大盘,同时,在整体盈利的稳定性上,转投私募的基金经理也优势明显。

  这是一批从事基金管理的年轻人,他们的这段插曲演绎为基金业内流传的段子,却多少映照出当下公募基金公司的状况。虽然它具备强大的规模优势,但众多基金经理依然选择离开。

相信是因为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此时此刻的李旭利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以至于审判长两次提醒他声音大一点。这一天是2012年6月12日。

  2005年,李旭利加入交银施罗德基金任投资总监。李旭利先后管理了交银施罗德稳健和交银施罗德蓝筹两只基金,尤其在宏观研究和大趋势判断上著称,并打造了交银施罗德重视宏观研究的投资团队和理念。

  平均赚31亿走西口

  李旭利的启示

确定开庭审理的日期可谓一波三折。资料显示,今年3月1日,上海法院网披露称,3月15日浦东新区法院开庭审理李旭利案。第一次修正为3月28日,第二次则修正为3月29日,第三次则取消了开庭审理的时间,且没有公布新的日期。据说,之所以多次调整开庭时间,是因为根据近期出台的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证监会四部门意见,涉嫌证券期货犯罪第一审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集中管辖,同级检察机关负责提起公诉,地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立案侦查。最终确定由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2005年李旭利曾大胆预言,“几年之后,我们将俯瞰今天的历史低点”;2006年5月,李旭利公开提出“千金难买牛回头”;2007年9月,李旭利写下“致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一封信”,提醒其基金持有人“中国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已经逐步脱离企业基本面的支撑……”

  离开公募基金业去做私募基金,这并不是每位公募基金经理都有本事能走上的道路,在《投资者报》8月17日独家首发的“454位基金经理赚钱榜”上,35%的基金经理自2004年以来管理的基金都处在赔本状态,平均每人亏损5亿元。

  李旭利的辞职只是公募基金不断持续的人才流失故事中的最新一个。

在法庭上,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人指控李旭利,身为基金公司的管理人员,利用基金公司尚未公开的信息,从事与之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故以利用未公开交易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此,李旭利觉得自己很无辜。他为自己辩护称,买工商银行(601398,股吧)、建设银行(601939,股吧)的股票并非是做老鼠仓,只是基于专业研究的选择,自己并没有主观故意性。的确,李旭利很可以为自己的专业技能而骄傲,也可以在法庭上说:“实际上我并不太看得上下面基金经理的水平。”因为,李旭利已经用十几年的时间在基金界树立了自己的江湖地位,也就是业界所称之的“北有王亚伟,南有李旭利。 ”

  目前,交银施罗德旗下已有12只基金,资产规模接近600亿元,在业内排名第13位,今年以来,交银施罗德旗下基金平均业绩也保持在业内上游水平。

  显然,这些还处在亏损状态的基金经理还是待在公募基金比较好,因为那里旱涝保收,无论赚钱还是赔钱,每年都有上百万的年薪和奖金入账。

  11年前,从“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95级经济学硕士毕业的李旭利,没有选择银行等单位的高薪职位,而是出人意料地选择了一家正在筹建的基金公司——南方基金,这是中国首批成立的三家基金公司之一。

李旭利,四川眉山人士。1991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投资经济系,1995年又顺利考入素有中国金融界黄埔军校之称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研究生毕业之际,中国的基金业正处于起步阶段,李旭利毅然放弃进入央行的机会,直线南下进入尚在筹建之中的南方基金,开始其在公募基金为期11年的长途跋涉。从研究员、交易员做起,在南方基金,由于业务迅速发展,他很快升任基金经理助理,并在2000年成为南方基金旗下“天元基金”的基金经理。那一年,他年仅26岁,守着“天元基金”一干便是四年,因此被业内冠以“最长寿基金经理”。

  对于交银施罗德的总经理莫泰山来说,李旭利是他的臂膀、有力的助手。但是,莫泰山并没能留住他这位昔日的大学和研究生同学。

  敢于走上私募之路的人一定有些资本,《投资者报》统计2006年以来走上私募之路的主要公募基金经理时发现,他们在离开时,全部带着平均31亿元的赚钱身价离开旱涝保收的公募行业。

  李旭利的工作履历如其投资一样稳健,在南方基金一呆就是7年,从研究员、交易员一步步做到基金经理、投资总监。

在此期间,A股经历科技股泡沫的破裂,指数从2245点一度跌了近1000点,而他掌舵的南方基金却始终能够业绩稳定,逆市跑赢大盘。到2004年,刚刚跨入而立之年的李旭利,已成为南方基金这家当时全国最大的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

  交银施罗德公司内部的人士,在对本报谈及李旭利的离开时,都表示惋惜,并用“功成身退”来表述他的离开。

  列入统计的前公募基金经理包括易方达基金梁文涛、工银瑞信基金江晖、长盛基金田荣华、博时基金肖华、嘉实基金王贵文、广发基金何震、泰达荷银基金李泽刚、信达澳银曾昭雄、华夏基金石波、嘉实基金赵军、上投摩根吕俊、富国基金徐大成和交银施罗德李旭利共13人。

  并且,李旭利和他管理的基金经历了A股牛熊交替的完整周期,还取得了良好的业绩。李旭利甚至一度成了“南方稳健”风格的代名词。

2005年,李旭利由深圳转战上海,筹建“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公司”,并出任投资总监。在A股难得的大牛市中带领其团队稳扎稳打,以稳健作风获得好评。时至2009年6月,正当交银施罗德公司基金的管理资产规模进入国内前十名,竞争力逐渐上升时,李旭利再次出人意料地选择离开。这一次他选择做私募,与其在人民大学的同系师兄、如今资本市场的大腕级人物裘国根合伙出资3000万元,创办“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裘国根担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李旭利则出任首席投资官。

  对于这位明星基金经理的去处,业内流传多个版本,或转投其他合资基金公司或转投私募。李旭利表示:“目前还在静默期,未来还没有打算,是休息还是创业,一切皆有可能。”但他也强调,“再为别人打工的可能性不大。”

  上述13人中既有在2007年投奔私募的,也有此后两年才投奔私募者,我们对其在公募期间赚钱总数的统计时间段,依然与“454位基金经理赚钱榜”一致,即始于2004年2季度,终于其离任之日。

  在南方基金期间,李旭利以出色的业绩获得认可——十佳基金经理、晨星年度基金经理奖以及连续两年的金牛基金奖。

可以说,李旭利这十几年来的职业生涯顺风顺水,他本不应该站在被告席上。但是,忍不住“技痒”的他还是未能幸免。据上海市证监局稽查人员讲:“我们估计他在南方基金时也在做,但时间太远,就没查。但目前看来,至少在进入交银施罗德后,他就先于或同步于基金买入而买入,先于交易而交易。不仅在交银施罗德,2009年后到重阳投资也在做,除了2008年3月唐建出事后停了一段时间,几乎没有停止。我们可以认为李的内幕交易贯穿整个职业生涯。 ”

  6月12日,离开后的李旭利在电话中对本报直言,现在很享受一觉睡到自然醒的感觉,“前几年是一种责任感,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天天要去上班。”

  《投资者报》统计数据显示,13位投奔私募的基金经理中,有1位管理的基金净收益累计为亏损,12位赚钱,平均赚钱31亿元。而截至今年二季度,公募基金经理平均每人累计实现的赚钱总数为1.72亿元,远低于投奔私募的基金经理离任的平均身价。

  值得一提的是,2006年李旭利曾率旗下基金在某银行股上市当日低价买入,然后在其触摸高位的时候,李旭利又果断决策,旗下基金全部出局。

一个群体的江湖

  孤独王亚伟

  从赚钱总数看,这13位基金经理离任时累计赚取406亿元,而454位现任公募基金经理同样的时间段,共赚得782亿元。约用了35倍的总人数,赚取的收益率仅为两倍。

  仅此一单,交银就大赚100%。

显然,唐建被查处并未让李旭利罢手,他只是观望了一阵子。因此,我们很有必要检讨一下唐建的案子。

  “如果多数人都选择离开,现在王亚伟才是少数派。”一位转投私募的基金经理称。“王亚伟为什么不离开”、“奇怪的王亚伟”反成为这些选择离开的基金经理们感兴趣的话题。

  需说明的是,现任的公募基金经理中包括管理债券和货币基金的基金经理,而投奔私募的基金经理主要管理偏股型基金;此外,投奔私募的基金经理有大部分是在上证指数4000以下时投奔私募,并非在6000点赚得最多时离开。

  2005年李旭利曾大胆预言,“几年之后,我们将俯瞰今天的历史低点”;2006年5月,李旭利公开提出“千金难买牛回头”;2007年9月,李旭利写下 “致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一封信”,提醒其基金持有人 “中国股票市场的估值水平已经逐步脱离企业基本面的支撑……”

唐建出生于1974年,为南京建筑工程学院工学学士,上海交通大学工学硕士。1999年,唐建进入东方证券从事信息系统开发工作,2000年进入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任IT行业分析师,2003年被评为《新财富》计算机行业研究员第一名;2004年进入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IT、医药、电力设备等行业研究。2005年起唐建担任研究副总监、阿尔法股票基金经理助理。2006年9月14日,唐建成为新募集成立的上投摩根成长先锋(378010,基金吧)基金的基金经理。证监会将唐建老鼠仓行为定格在2006年3至5月,此时唐建的身份为上投摩根研究员兼阿尔法基金经理助理。

  孤独者必然有独自一人的痛苦。在公募基金的大环境里,承受的压力王亚伟也不能避开。现在“王亚伟独门重仓股”已成为市场上特有名词,选股独到或者说另类让王亚伟显得神秘又饱受争议。

  核心投资成员转私募

  2005年,李旭利转投正在筹备的交银施罗德基金,并担任投资总监一职,直至此次离开,以李旭利为核心的投研团队也为其公司带来了不错的业绩和口碑。

证监会的调查结果显示,2006年3月,唐建任职上投摩根研究员兼阿尔法基金经理助理,在执行职务活动,向有关基金二级股票池和阿尔法基金推荐买入“新疆众和(600888,股吧)”股票的过程中,使用自己控制的中信建投证券上海福山路营业部(以下简称福山路营业部)“唐金龙”证券账户先于阿尔法基金买入“新疆众和”股票,并在其后连续买卖该股。

  5月份,王亚伟管理的基金业绩出现些许波动又再度成为业内话题,“他被架在上面,只能做第一的位子,这是什么样的压力啊。”上述私募基金经理感叹。

  除李旭利外,投奔私募的基金经理赚钱均为正值,赚钱最多的是原广发策略优选的基金经理何震,现在上海汇利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的私募产品有汇利优选和汇利优选二号。

  但是,最终,交银施罗德基金总经理莫泰山也没能留住他这位昔日的大学和研究生同学。这位参与过两家基金公司创办的“元老”最终离开了他热爱、打拼了11年的公募基金行业。

期间,唐建还利用职务权限,多次查询上投摩根阿尔法(377010,基金吧)基金投资“新疆众和”股票的信息,充分掌握了该基金的投资情况。截至2006年4月6日全部卖出前,“唐金龙”证券账户累计买入“新疆众和”股票60903股,累计买入金额76.49万元;全部卖出所得金额105.45万元,获利28.96万元。

  今年年初,王亚伟在少有的公开言论中谈到要承受的孤独和压力:“每个行业或者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局限性,但这些局限并不能成为替自己开脱的理由,而恰恰需要在这些局限上寻求突破……基金经理的独立思考就显得弥足珍贵,这取决于你把为投资者理财看作是一个职业还是一项事业,如果你觉得它是事业,想有所追求,那么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多付出,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总结,而且要承受压力和孤独……”

  排在何震之后的分别是:上投摩根中国优势原基金经理吕俊、嘉实旗下基金丰和原基金经理赵军、原嘉实主题基金经理王贵文和原华夏回报基金经理石波,何震等五人在离任时分别赚取了136亿元、57亿元、49亿元、48亿元和44亿元。

  李旭利的离职其实在三年前就已现端倪。彼时,李旭利在一次畅谈理想与生活的对话中表示,一个从业者从25岁到55岁能看到三个经济循环周期。第一个10年的循环还太年轻,没有资本和实力去竞争;第三个循环周期时人已经老了,丧失了竞争力;能抓到的就是第二个循环,“喜欢挑战的基金经理就做私募和对冲基金”。

此外,2006年4月至5月,唐建还利用福山路营业部“唐金龙”资金账户下挂的“李成军”证券账户、东方证券上海浦东南路营业部“李成军”证券账户连续买卖“新疆众和”股票的机会,为自己及他人非法获利123.76万元。

  现在的王亚伟也经历过起起伏伏,而他的投资策略背后是华夏基金超过100人的投研团队的支持,王亚伟曾表示,8小时之外其实不看股票。

  这些基金经理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全出自国内前十大基金公司,且在公司里都为投资管理的核心人物,如王贵文当时是嘉实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委员,赵军时任嘉实基金研究部总监、总经理助理,吕俊为上投摩根基金公司投资总监,何震和石波分别是广发基金和华夏基金投资管理部副总监。

  今年34岁的他,恰好在其第二个经济循环周期的时间点上做出了人生的抉择。

其实,唐建并不是基金业中被证监会正式调查老鼠仓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南方基金王黎敏已经被监管部门调查;但最终唐建被认定为自己和他人非法获利152.72万元,与王黎敏的非法获利150.94元相差无几,却被处以终身市场禁入,而王黎敏市场禁入期为7年。

  “个人的取向和事业心更大程度上决定基金经理的去留,明星基金经理的流失在私募市场快速发展阶段难以避免。”德圣基金研究中心首席策略分析师江赛春称。

  他们的第二个特点是离任时间选择非常好,有4位在2007年7月或8月、1位在2008年2月离任,这两个时间点的上证指数点位相对现在来说仍在半山腰。

  此时是他工作的第11个年头。

可以想见,看到这样一个结果,包括李旭利在内的涉足老鼠仓的基金经理们都会大大松了口气。事实是,唐建、王黎敏之后,陆续有基金经理被查。先后有融通原基金经理张野;景顺长城原基金经理涂强;长城基金(博客,微博)原基金经理刘海;长城基金原基金经理韩刚;国海富兰克林原基金经理黄林;光大保德信原基金经理、投资总监许春茂。再加上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李旭利;以及今年5月23日证监会通报的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郑拓“老鼠仓”案。其中李旭利有可能是继长城基金公司原基金经理韩刚、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原基金经理许春茂之后的第三位获刑者。而有更多的获利者,如今依然低调地过着天堂般的生活。

  但是,从最初被称为基金业内“黄埔军校”的南方基金到至今基金经理几乎全班换人的长盛基金,人才流失也成为基金公司发展的桎梏。

  对投资者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他们此前管理的基金业绩非常优秀。如吕俊管理的上投摩根中国优势,2006年以171%的年收益率处在混合型基金收益率排名的第一位,在2007年上半年,继续名列前茅。

  出走缘由

“私奔潮”的引擎与隐情

  谁来思考这些?

  李旭利独亏18亿元投奔私募

  “我一个人能带来100亿的规模。但是公司几百亿的规模和我有什么关系。”一位转投私募的基金经理表示。话虽狂放,但却是现实。据了解,基金经理一年的平均收入大约在30万-300万元之间,即使是王亚伟,也只是有过年薪千万的传言,这与私募基金经理上千万收入依然相距甚远。

如果李旭利能及早罢手,也可能成为漏网之鱼。但剧情不是那样发展的,对此,他本人也迷惑不解。“为什么大家都只盯着我? ”在接受调查时,他不断这样问身边的朋友。有人告诉他,这是成名的代价,他感慨道:“名声是把双刃剑。 ”

  是什么原因令交银施罗德失去了吸引力?或者说又是什么原因让肖华、江晖、田荣华、吕俊、石波、李学文,再到近日的王宏远、李旭利纷纷离开公募基金阵营?公募是私募基金经理的培训学校的说法不断得到印证。

  尽管近期李旭利管理的首只私募基金重阳3期发行规模高达11亿份,成为目前规模最大的阳光私募信托产品,但他却是投奔私募身价最低的前公募基金经理。自2004年二季度截至今年二季度,李旭利管理的公募基金累计居然亏损18亿元,也是统计样本中唯一一位亏损的前公募基金经理。

  即使在阳光私募基金中,私募基金经理也能提取绩效部分大约17%作为报酬。对于公募基金管理数百亿规模的基金经理来说,这简直不敢想象。这样的落差太大。

实际上,李旭利还是有所戒备的。现在回过头来看,2009年转投私募就很可能是防范之举。根据2011年11月29日证监会通报,李旭利曾经在2009年2月28日~5月25日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通过其控制的两个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期于其管理的基金买入和卖出相同股票2只,非法获利1000余万元。此期间李旭利正在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投资总监。

  一位私募基金经理感慨,国内基金经理的平均任期在一年半左右,如果从1998年第一只封闭式基金成立算起,目前基金经理已发展到第七代,但是最早的第一代基金经理早已淡出公众视野。放眼望去,昔日这些公募的明星老将仅剩华夏基金的王亚伟。

  2000年,27岁的李旭利接受前南方基金副总经理、投资总监王宏远管理的基金天元,这一经历彰显李旭利是国内少有的“老”基金经理。2004年6月,李旭利开始管理南方稳健基金,2005年跳槽至国内第二家银行系基金公司交银施罗德基金,此后在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先后管理交银稳健和交银蓝筹。

  “大家总是问基金经理为什么拿高薪,从来不问股东为什么拿这么多钱,其实这更不合理。”一位基金经理这样反问。

请注意2009年2月28日这个时间点,在这一天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一条款:“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与国内基金经理不足2年的平均任期相比,天相投顾的一项统计显示,美国基金经理平均任期5年以上,优秀基金经理人的任期通常在10年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几十年。

  李旭利的亏损主要发生在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期间,在南方基金他虽然也是亏损,但数额不大。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统计的数据显示,1998年到2008年,国内公募基金公司10年间共收取管理费合计816.61亿元,管理费是基金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其中大部分被基金公司股东方收入囊中。

也就是说,2009年2月27日之前的3500万,即便是李旭利承认都是自己利用职业优势获取的,从法律上来讲,也是无从追究的。而2009年10月,李旭利辞职后加入重阳投资后的一些“利用职务便利”继续在股场的获利,目前也是没有法律监管的。唯一界定在“2009年2月28日至2009年10月”,在“公募基金”供职下的获利,就是6月12日审理的这两笔通过五矿营业部买入的交易金额为5226.38万余元的交易。

  梦想照不进现实。收入问题无疑是决定基金经理去留的关键因素之一。2007年牛市时,基金经理一年的平均收入大约在30万-300万元之间,而王亚伟曾有年薪千万的传言,但即使是千万的年薪,与私募基金相比也是小巫见大巫。

  南方基金的亏损主要发生在基金天元身上。2004年二季度公开披露基金信息以来至李旭利离任,他管理该基金时共亏损1.3亿元,从2004年6月开始管理南方稳健至离任,共盈利680万元。

  “降低基金公司股东准入门槛,在此基础上设立内部股权激励,是维护基金公司稳定运作和避免人才流失的良策。”一些业内人士提出。

话说2009年10月,李旭利离开交银施罗德,加入上海重阳投资担任首席投资官。此时正是公募基金经理“私奔潮”的第二波。Wind数据统计,2009年有19位公募基金经理弃公从私,2010年有22位。“私奔潮”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据说江晖今年都赚了1000多万了,这难道没有吸引力吗?”北京一位转投私募的基金经理称。以江晖管理的星石投资为例,目前旗下阳光化信托产品已达到15只,以每只产品5000万的成立规模、1.5%的管理费计算,其一年的管理费收入即达到1125万元,更不用说20%的浮动业绩提成,优秀的私募基金经理一年超过2000万元的收入不成问题。

  在交银施罗德基金公司期间,累计亏损16.5亿元,主要亏损的基金是2007年开始管理的交银蓝筹基金,该基金经历2008年的暴跌,至今年二季度,共亏损63亿元;而他管理的交银稳健,约用1年时间赚取了46亿元。

  “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提出,但发展了这么多年,不能再回避了。”上海一家基金公司高管称,“私募基金最吸引人的莫过于股权优势,降低准入门槛和股权激励是相辅相成的,到时大量的公募转私募局面一定会有改善。

之前的2006~2007年,公募基金经理迎来了第一波“私奔”浪潮。Wind数据统计,其间,15位公募基金经理“私奔”,不少是“大佬级”人物。譬如博时基金的肖华,其“私奔”之举引起了基金行业的“地震”。同年“私奔”的大佬级人物还包括江晖、魏上云、赵军、张英飚、田荣华、龙小波、石波、程义全等。牛市背景加上信托模式的成熟,“公募派”阳光私募的队伍迅速壮大起来。

  “如果基金公司把股权分给内部员工,人员流动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上海一位私募基金经理称。2007年,监管层就曾表示将致力于有条件的基金管理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试点,但这一敏感问题至今没有进展。

  转投私募后的业绩依然领跑

  实际上,尤其是允许外资却不允许内资民营机构和个人发起设立基金公司这种 “宁与外人不与家奴”的局面,已引起很多从业人员不满。一位刚离开公募基金投资总监一职的人士坦言——10年的经历令其对基金行业的“对内开放”已经“心死”,所以选择离开。

公募基金经理为啥热衷于跳槽私募?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为了赚取更高的收入,业绩提成的薪酬激励体制吸引了不少优秀的公募基金经理;二则是为了更自由地生活,公募基金过于严格的监管制度让不少公募基金经理感觉缺乏人身自由;三则是为了个人的发展,从事私募行业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公募基金经理“创业”的梦想,成为中国的巴菲特,无疑是每一个资产管理者的梦想。当然,还有一个不能放在桌面上的理由,就是一些公募基金经理为了躲避对其在职期间“老鼠仓”和“利益输送”等违法行为的处罚,也可能选择跳槽到私募基金以求“漂白”,进而游离于严格监管之外。

  “基金公司只要对内资股东更加开放,我就马上回去。”一位刚离开的行业投资总监说,“应容许员工像其他股东一样购买基金公司的股份,容许合格的内资个人和机构发起成立基金公司,如果有自己的公司,激励问题自然能够解决。”

  转投私募之后,这些基金经理管理的资金规模小了许多,同时投资限制也少了很多,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是继续保持良好的业绩再接再厉,还是反而不如在公募中的业绩?

  “2008年的熊市,基金经理收入打折,2009年牛市,新的离职潮肯定再起。”今年初,广州某基金公司基金经理曾这样预料。在私募基金的强烈对比下,在待遇、压力、个人事业多重因素影响下,基金经理公转私似乎势不可挡。

李旭利的“私奔”是为了什么呢?或许诸多原因兼而有之。那么,王亚伟离职又是为哪般呢?

  当然,公募基金的一些制度和规则也给了基金经理们较大的压力。同时还有种种的投资限制也使得一些个人风格偏好明显的基金经理更偏向灵活自由的私募投资模式。

  《投资者报》数据研究部统计管理已满一年的私募基金发现,大部分基金保持了原来的优异成绩,列入样本统计的私募基金全部跑赢同期上证综指;且不少基金经理充分发挥了私募灵活操作的优势,在跌跌不休的2008年,全部公募基金亏损状态下,居然有私募获得正收益。

  制度暴利困局

乱世里出了个王亚伟

  由于国内严格禁止基金经理投资股票的规定,某位选择离开的基金经理提出,“作为为广大投资人理财的基金经理,谁为他们理财?”

  统计管理满一年私募基金产品的9位前公募基金经理,共管理27只私募基金,成立以来的平均回报为29%。

  西湖楼外楼占据着西湖最好的位置,却让那几位去用餐的年轻的基金经理们“不想再去下一次”,这家国营饭店体制没能带来良好的服务和吸引力。

王亚伟,1971年9月11日出生于安徽马鞍山市,毕业于马鞍山二中,曾为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副总裁、投资决策委员会主席、华夏大盘基金和华夏策略混合基金经理。2012年5月5日,华夏基金宣布对王亚伟曾管理的华夏大盘和华夏策略进行分红,在随后的5月7日,华夏基金和中信证券(600030,股吧)同时发布公告称,王亚伟正式离职。

  资产管理行业是一个依赖于人力资本的行业,公募基金经理的纷纷出走私募,使“更好的资产管理人员更多地去为富裕阶层服务”的局面正在形成。

  其中成立时间最长的是梁文涛管理的亿龙中国1期,成立于2006年4月18日,2007年成立的共有15只,2008年前9月成立的共有11只。

  推而广之,公募基金业现在的这些股东,能如此享受暴利,其实就是来自牌照管理与审批制等体制特权带来的暴利。

近年来,有关王亚伟的传闻不断。2009年7月,传王亚伟被证监会调查;2010年6月,传王亚伟离职,实为卸任华夏基金投委会主席职务;2010年9月,传王亚伟和范勇宏双双提交辞职报告,媒体称被监管层否决;2011年9月,市场传王亚伟离职,证监会、华夏基金双双明确否认;2012年1月,市场传王亚伟离职,遭华夏基金明确否认;2012年4月市场传王亚伟离职,又传王亚伟、范勇宏或出国投资海外市场,华夏基金未明确否认。总之,自2007年,王亚伟获得“中国最赚钱的基金经理”的殊荣,一举将基金金牛奖、明星奖、最佳表现奖、最高回报奖、最受欢迎奖尽数收入囊中;2008年的大熊市中,被基民称赞“熊市跌得比别人少,牛市涨得比别人快”,从而确立了他的江湖地位。随之而来的被娱乐明星化也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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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今年9月,27只产品中,5只收益率为负值,分别是王贵文管理的隆圣1、2、3、4,和赵军管理的中国机会3期,他们几乎都是在2007年11月和2008年1月市场最高点时发行。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胡立峰指出,基金业还是高度暴利行业,这个行业的暴利,主要并不是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层的职业水平,恰恰是国家牌照和特许经营权等。

的确,这个圈子里从来不缺少关于他的种种传言与议论,而在所有的话题之中,最能让投资者兴奋的就是王亚伟在股市的操作动向。所谓的“王亚伟效应”,就是一只股票一经发现被王亚伟买入就会受到热捧,结果导致其股价被推高。一位基金经理认为,鉴于王亚伟是目前中国市场中为数不多的明星基金经理,所以大家追捧他买的股票也很正常,而这种追捧在一定程度上又提升了基金的业绩。2009年,王亚伟当选09“股基王”。2010年7月1日,《福布斯》中文版发布了2010中国十佳基金经理榜。华夏大盘精选基金经理王亚伟以48.17%的超越基准几何年化收益率,连续两年夺冠。2011年,《福布斯》中文版发布了2011中国最佳基金经理50强榜单,王亚伟又以最近5年748.90%的总回报毫无悬念名列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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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经济观察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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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以来收益率排在前5的私募产品分别是梁文涛管理的亿龙中国1期和2期、赵军管理的淡水泉成长1期、田荣华管理的武当1和江晖管理的星石2。

  在审批制的保护下以及旱涝保收的管理费模式下,即使一些中小公司依然有不错的利润。长江证券年报显示,2008年,管理的基金资产净值总额33.68亿元的诺德基金实现净利润约1885.5万元。

一向惜字如金的王亚伟在北京召开“告别发布会”称:离职是个人原因。“外界对我的关注太高,压力过大。这点从我很少出来和媒体交流就能看出来。 ”“一哥”坦诚地说,与媒体交流他一直持有一种纠结的态度、甚至叶公好龙的心理。说是叶公好龙,是不想把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混在一起,不希望成为媒体的焦点,不希望别人炒作所谓的“王亚伟概念股”。

  从是否跑赢大盘比较,统计样本中转投私募的基金经理平均跑赢上证指数52个百分点,比目前公募基金跑赢上证指数高出8个百分点,并且全部跑赢了上证指数,而公募基金中仍有23%未能跑赢大盘。

  像上海的一家基金公司,在成立初的几年内,该公司每年的净利润几乎全数用来股东分红,甚至有的年份分红后利润仅留千元,其外资股东两次进入的投资额约1.4亿元人民币,而以该公司最近两年每年3亿-4亿的净利润计算,该公司四家股东包括外资方早已收回投资成本。

据接近王亚伟的人讲,王亚伟平和谦逊,文静敦厚。王亚伟曾说,一个好的基金经理要修炼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要让自己的内心能保持清静,只有把“性格”、“品位”和“思想”这三重心门打造到一定境界,才能抵御住投资和人生中无处不在的致命诱惑。王亚伟分析自己在投资上的优势,除了方法之外,他更强调性格。

  赢幅最大的是梁文涛,管理亿龙中国1期跑赢同期上证指数130个百分点,其次是赵军管理的淡水泉成长1期,跑赢上证指数107个百分点。

  业内一位权威人士认为,目前公募基金进入了阶段性的瓶颈期,急需突破制度层面的一些限制:“第一,改变现有的审批管制,实现基金公司准入的市场化、基金产品发行的市场化;第二,发展第三方销售渠道,建立专业的投资顾问团队;第三,从制度上规范基金合同等条款。”

王亚伟表示,“作为基金的管理人,投资者把钱交给你就是要你代替他去思考,你要是随波逐流,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就是没有做到尽职尽责。”“冷静下来,用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成为王亚伟作为一个职业投资者给大家的忠告。

  在2007年和2008年初市场处在历史高位时,石波、田荣华、江晖和赵军分别发行了多只私募产品,在经历2008年市场血拼和2009年的反弹之后,这批产品大部分已超越大盘50个百分点以上,并且获得了正收益。

  原《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王连洲在谈到基金法修改问题时认为,应降低成立基金管理公司的准入门槛,扩大基金公司业务及其旗下基金的投资范围,允许更多具有一定资质要求的单位或个人有可能通过市场择优进入基金管理业。

一个行业的富足与短缺

  让公募基金经理汗颜的是,2008年偏股型基金全军覆没,而江晖管理的星石2期、3期、田荣华管理的武当1期等均获正收益,且除个别转投私募的基金经理在2008年跌幅超过50%外,大部分跌幅在30%以内,而公募基金中最好业绩的是王亚伟管理的华夏大盘基金,全年跌幅达到32%。

  本报了解到,今年7月份,基金法修改征求意见工作将重新启动。

作为公募基金业内所剩无几的元老级基金经理之一王亚伟已转身而去了。业内人士认为,机构持有人较早获知了王亚伟离职的消息,并提前进行赎回。有数据显示,在今年一季度,华夏大盘被赎回4.63亿份,占比为25.69%;而华夏策略则被赎回了11.59亿份,占比为4.79%。两只基金赎回压力的悬殊与其机构持有人比例是相一致的。截至去年12月31日,华夏大盘的机构持有人比例为57.96%,而华夏策略的机构持有人比例为27.67%。一直被视为行业标杆的公募基金“一哥”王亚伟的突然离职,不仅在广大基民中引发震动,而且被业内人士视为中国基金业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它凸显了目前困扰中国基金业发展的两大问题,一是基金行业未能为持有人奉献满意回报,二是公募基金人才流失加剧。

  从今年以来和近一年的私募基金业绩排名表中不难看出,转投私募的基金经理管理产品的业绩绝大多数处在中上游水平,如赵军管理的淡水泉成长1期,今年以来收益率高达97%,位居同类产品的第8位,尚雅系列、从容系列、武当系列也都处在前列。

  谁来拯救公募基金

最近四年,基金整体业绩表现不佳,特别是2011年,基金业绩普遍亏损。根据Wind统计数据,截至2011年12月30日,偏股型开放式基金(包括偏股混合、平衡混合型、普通股票型、指数型基金)业绩排名显示,博时价值增长(050001,基金吧)、东方龙(400001,基金吧)混合、新华泛资源优势位居排行榜前三甲,年度总回报分别为-7.94%、 -8.39%、-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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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迟未予成行的股权激励、制度设计上的弊端等等问题正是导致公募基金遭遇人才流失的重要原因。正在进入第二个10年的公募基金,在这个以人才为核心竞争力的专业资产管理行业,大批人才流失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

统计数据进一步显示,纳入统计的238只普通股票基金去年平均业绩为-24.88%,75只被动指数基金的平均业绩为-23.49%,14只增强指数基金的平均业绩为-20.94%,125只偏股混合基金平均业绩为 -22.70%,24只平衡混合基金平均业绩为-19.58%,18只偏债混合基金平均业绩为-14.07%,27只QDII基金平均业绩为-19.99%。

  第23名李立:在保守和积极之间有效切换

  据晨星数据统计,上半年共有78只基金公告基金经理离任,平均每2.3天就有一只基金宣布经理离任,且多位转投私募。

偏股基金业绩不尽如人意,债券基金业绩也乏善可陈。受可转债大跌和新股破发影响,债券基金同样业绩表现不佳。71只一级债券基金平均业绩为-2.60%,77只二级债券基金平均业绩为-4.13%,5只纯债基金平均业绩为1.19%,2只短债基金业绩为1.74%。

  第36名周力:一只封基净赚45亿

  当年,李旭利所在 “五道口”95级一个班就诞生了近10位基金经理,其中李旭利、李学文、郭树强三人更是同时获得首届优秀基金经理“金牛奖”。2003年前后,他们曾一度管理着公募基金20%的资金,现如今,他们中大多已经离开这个行业,留下的寥寥无几。

虽然没有为基民赚到钱,但基金经理们依然大言不惭地拿着百万薪酬,而更悲催的是,即便是这样,一些基金经理依然不知足,不满意,纷纷佛袖而去。基金经理频频跳槽不仅使基民利益受损,也伤及了基金业自身。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基金公司共有基金经理728人,担任基金经理的平均年限为2.74年,约1/4从业年限不满1年。而从国外经验来看,基金经理的任职时间一般以3至5年为一个周期。基金经理,这个长期管理投资者资产的职业,在中国却成了一个“赚快钱”的行当。可这又能怪谁呢,实在是因为基金规模发展的太快了,正处于人傻钱多的阶段。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基金资产净值总规模同比上年减少13.2%,但基金总数和基金资产份额总规模却分别增长30%、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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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旭利出走之后的6月份,嘉实基金王鹏、泰达荷银基金李泽刚等人也先后辞职。

与之相对应,基金经理人才的培养却不可能一蹴而就,供不应求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说,在这个靠天吃饭的行当里,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将是菜鸟基金经理们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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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至今,从肖华、梁文涛、江晖、吕俊到何震、王宏远、李旭利等,离开公募基金的明星基金经理超过20位,而其中多数为基金公司投资总监,这意味着,三分之一基金公司的核心投资决策力量发生过变动。

无誓言更无底线

  这些明星基金经理们昔日都是基金公司招揽客户的 “黄金招牌”,也是中国基金业能够大发展的绝对中坚力量。但是目前,“明星基金经理制”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菜鸟们痛并快乐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既不会成为李旭利,也不会成为王亚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的基金经理,而身处基金行业,践行信托责任应该成为每个基金经理的使命,这应该是菜鸟们成长为一个合格基金经理的基点。换句话说,基金经理应将持有人利益放在首位,遵从契约精神,专业投资,克己奉公。也因此,王亚伟功成名就;李旭利身败名裂。

  明星基金经理出走,公募基金的人才短缺正在日益暴露,基金经理团队越来越年轻化。

如果基金经理入职时要宣誓的话,誓言中必然包括这一内容。但遗憾的是,没有这么一个宣誓仪式,李旭利们也就可以装作不知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李旭利会愤怒地说:“他们把我带进来,就是想证明我是有罪的。”

  据统计,现任376名基金经理中有约22%的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不足1年;有91位约24%的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在一年以上但不足两年;仅有30位不足8%的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在5年以上;而基金经理岗位从业年限在10年以上者只剩华夏王亚伟、汇丰晋信林彤彤、华安尚志民3人。

据说,春风得意时的李旭利曾经议论过市场关注的“老鼠仓”问题,他说:“老鼠仓的问题越来越多,这是过度监管的问题,对于基金经理和投研人员的管制越来越多,很多人成为‘老鼠’,是因为大家没有什么机会处理这些财务的问题,倒不一定是道德败坏的问题。 ”可见,李旭利的骨子里并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不妥。当然,他也为此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就是这个“情商和智商都很高”的人,犯了两个在一些基金经理看来非常“低级”的错误:其一,在明知基金经理买股违规后,他仍用公司电脑进行个人账户交易;其二,在离开公募基金后,没有把带有交易记录的电脑低价买回家,而在很多离职基金经理看来,带走电脑是一种防止监管层秋后算账的“防卫措施”。

  一位行业内人士直言:“这些导致公募基金业的发展大而不强,未来更有可能既不大也不强。”

李旭利在做最后陈辞时说:“作为一家大型基金公司的投资总监,我有太多的机会在二级市场为自己谋利,但这次被指控的操作,直到公司在卖出了我还不知道自己账户上买入了这两支股票。我是无辜的! ”显然,李旭利不想回头。按照他的逻辑,依靠自己的能力谋利没有错,但他丢弃了他身为公募基金经理这一前提。

 

李旭利案件再一次提醒制度设计者,信托责任已经成了基金行业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为此,有专家在《中国证券报》撰文指出“相关各方除了针对性地加强基金公司的内控制度建设,提升内控管理水平,防患于未然之外,在基金行业建立信托责任,同样是亟待思考的问题。只有明确股东、管理层和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先后问题,并以此为基石设计和建立其他制度和办法,才能最终统一从业人员意识,重塑行业价值观,并确保基金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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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李旭利还在等待最后的审判。而他的前同事,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郑拓“老鼠仓”案正在调查之中。证监会通报,交银施罗德原基金经理郑拓在2007年3月至2009年8月实际管理交银稳健(519690,基金吧)基金期间,利用任职优势获取的交银稳健基金投资交易未公开信息,使用夏某某、原某某证券账户,先于或同步于其管理的交银稳健基金买入或卖出股票50余只,累计成交金额达5亿余元,非法获利1400余万元。郑拓使用的证券账户先后转挪于上海、哈尔滨、北京等地多家证券营业部,账户资金更是通过其亲属、朋友等10余人银行账户多道过桥走账,刻意规避监管,反稽查意图明显,极大增加了调查取证的难度。调查过程中,当事人郑拓、夏某某、原某某等均不配合调查,试图隐瞒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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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透露,打击证券期货违法犯罪专项工作中,将出台6项司法解释,除日前颁布的《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外,证监会正在会同有关部门推动操纵市场、“老鼠仓”等刑案司法解释文件的研究论证与制定完善工作,预计今年这两项司法解释也有望出台。郑拓来的正是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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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财富管理行业”

在6月7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暨第一届年会上,中国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发表题为“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财富管理行业”的演讲。

自1998年我国第一只证券投资基金诞生以来,短短14年里,中国的财富管理服务蓬勃发展起来。从封闭式基金到开放式基金,从信托计划到银行理财,从投资连接保险到天使基金和阳光私募,从各种各样的资产管理公司到林林总总的另类投资项目,都显示出勃勃生机,中国的金融业也因之而五彩缤纷、熠熠生辉。然而,我们的财富管理行业总体上还处于幼年时期,不仅远远未能满足市场的需要,而且自身也存在种种的缺点与不足,各个领域都遇到严峻的挑战,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

郭树清认为,发展财富管理对经济转型具有根本意义。首先,是提高我国经济效率的需要。第二,是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的需要。第三,是改善金融体系结构的需要。第四,是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需要。总之,财富管理行业在中国大有前途,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要从我国实际出发,借鉴国际经验,培育各种投资理财机构,让更多的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等把富裕资金交给机构来实施专业化管理,真正实现居民储蓄、资本市场、企业和社会事业的良性互动。

郭树清同时认为,推进财富管理行业发展,根本在于牢固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与海外机构相比,中国的财富管理行业除了知识、经验和人才不足之外,还缺乏品牌,缺乏值得市场和公众信赖的投资理财机构,缺乏人们可以将自有财产托付的,或大或小、或进取一点或审慎一些,但确实能够信守承诺,永远把客户放在第一位的金融企业。我们历史上有过的钱庄和票号,就是因为坚持“信取天下”、“以义制利”,构建出道德为本、人格为用、伦理约束为保障的信用与品牌体系,曾经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辉煌。

财富管理行业各家机构的基础条件和客观环境各不相同,但有一些必须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管人员要坚守职业道德,忠诚于投资者的利益,敬畏于法律的威严,决不能触碰法律底线和道德底线。要使财富管理行业成为履行社会责任的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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