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不要死守在一个小点位,中国已进入金融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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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 陈君;审校 曾祥进

三、全球金融危机的启示

**大的金融业不一定就是好的金融业**

他指出,解决民企融资难问题,要靠市场化手段,而不是单纯的行政手段。让市场之手配置金融资源,利率市场化是第一步。

“在过去三五年时间里,似乎每一个风险都在不同的领域游走,一会是股市、一会是房地产、一会是债市、一会是外汇市场,不同的时期在不同地方体现。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现象。”他说,这些现象表明中国进入金融风险高发期。

不过,也要认识到,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有效破除风险和困难背后的体制根源,维护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对“四万亿”的争议,主要是我国体制机制并不完善,存在着调整过度、手段粗放、无法有效甄别项目、依赖刺激难于退出等缺憾。这也是应对危机以来宏观杠杆率上升较快、影子银行体系和地方债务问题逐渐凸显的重要背景。相反,近年来,在中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效实施的背景下,不仅长期存在的货币债务过快增长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宏观杠杆率上升速度明显下降,而且整体经济发展逐步进入增速企稳、质量效益结构明显改善的良性循环。

2017年7月17日,中国上海,陆家嘴金融区街景。REUTERS/Aly Song

“增加汇率弹性,不要死守在一个小的点位,而是有管理地浮动。”他称,短期内要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管理。

“从这个意义上,短期内通过强化市场纪律释放、处置一些风险点可能是维持中长期金融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如果把问题都兜起来,最后有一天谁也兜不住,就会发生系统性问题。”他说,在短期内允许违约和破产才能保长期金融稳定。

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单一工具、单一目标”框架下,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忽视资产泡沫和系统性风险。传统观点认为只要物价稳定就能够自动实现经济和金融稳定,中央银行仅需关注通胀目标并采用利率调控,不应关注资产泡沫而仅须在泡沫破灭后进行清理(Greenspan, 2002),将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一度成为各国潮流。

“危机的救助,是要平衡金融安全与防范道德风险,既要守住风险底线也要强化市场的激励,这实际上是危机过程当中的一个经验教训。”他称。

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的黄益平在接受中国证券报专访时并表示,接下来的金融改革要讲次序,当务之急应尽快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大幅提高汇率灵活性,然后才能考虑跨境资本流动进一步放开。

北京4月28日 -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日前表示,中国已经进入金融风险高发期,中央提出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极有必要,在短期内允许违约和破产,释放一些风险点才能保长期金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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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3月18日 - 全球金融危机十年后余波犹在,世界主要经济体正处于经济复苏和金融风险并存的状态,中国金融风险亦呈现上升趋势。吸取金融危机教训,提高监管有效性并及时预判风险,对打赢防范化解风险攻坚战就显得尤为重要。

发稿 李铮;审校 林高丽

此外,黄益平认为,未来中国会走向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对资本账户管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少。而只要中国经济不出现大的问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越来越多,这是不可阻挡的趋势。

二是对系统重要性问题金融机构,根据“巴杰特法则”提供流动性救助。在雷曼出现问题后,美联储也曾尝试牵头市场力量化解风险,但由于美国政府接管“两房”后金融市场迅速恶化,美联储的努力并未成功。正是鉴于雷曼倒闭的教训,美联储经过全面评估后认为AIG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因而坚守最后贷款人的巴杰特法则,果断对AIG予以无限制的流动性支持(Dudley,2017),成功扼制了系统性风险蔓延。对雷曼兄弟公司和AIG处置的不同,主要是美联储对两者系统性重要性认识上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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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方要理性看待这轮波动,局部风险该释放就让它释放出来,比如某些债券违约,本身就在预期内;有些民企此前经营不善甚至脱离主业,就应该让它倒闭。“他称。

他是在最新一期长安讲坛上做出以上表述的。他并表示,货币政策要与监管政策相配合,在去杠杆、控制风险等方面要发挥一定的作用,但不太赞同把金融稳定或者金融变量直接放在货币政策决策机制里。

全球金融危表明,所有单个机构安全并不等于金融总体安全,即可能存在合成谬误问题,物价稳定也并不是经济金融稳定的充分条件。中央银行应加强宏观审慎政策,在系统性风险应对和金融监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样才能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但是危机来临时再说要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则是不合理的。”他说。

**出现“明斯基时刻”的可能性不大**

他经过研究发现,把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目标,效果不明显。同时,这么做难度非常大,其中一个原因是经济面临的冲击是多种多样的,面对不同的冲击做预期,不同的政策反应导致的结果会有很大的差别。

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已有十年。面对自由放任思想指导下轻触式、碎片化监管带来的恶果,中央银行在危机应对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观点认为,所有单个机构的安全经营就等于整体金融安全,价格稳定就能够自动实现经济金融稳定。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国际社会彻底抛弃了这样的看法。

一位接近监管层的权威人士也对表示,现在的监管体制仍然有重复监管的问题,下一步怎么清晰分工监管还是很多工作要做要细化,也包括金融控股公司究竟能否归央行管,这还是未知数。

另一方面,需确定资本项目开放目标。中国过去习惯性地将完全自由兑换当作资本项目开放目标,这一点值得进一步讨论。对中国来说,在短期内可能很难完全承受资本项目完全开放的后果,基本开放也许是更加务实的目标。

中国国家主席近日指出,总体看中国金融形势良好、风险可控,要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要深化金融改革、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采取措施处置风险点,重点针对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金融开展全面摸排和查处。

(二)由中央银行牵头按照市场化原则分类处置问题金融机构,对及时有效化解金融风险至关重要。

中国央行研究局局长徐忠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经济金融理论方面,金融危机的影响仍然带来很多挑战。比如,货币政策原来更多关注通货膨胀,但是现在全球通货膨胀普遍较低,而资产价格却不断攀升;以套利为目的的交易迅猛发展脱离实体经济需要,积累大量风险;金融周期和经济周期相互交织影响,但走势不完全一致,金融加速器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周期波动的冲击影响等。

黄益平指出,现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货币政策需支持经济稳定,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美联储不断加息导致两国利差明显收窄。如果明年美联储还有3-4次加息,将导致中美处于负利差。

黄益平称,金融风险很容易在不同部门之间传导,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之间的相关度非常高,如果发生银行危机,接着再发生货币危机的概率比较高,反之也是这样。

二是从政策手段来看,中央银行救助工具更加灵活多样。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美联储在充分通过传统贴现窗口为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外,创新了大量政策工具向不同市场参与者提高流动性支持,果断协调市场或直接参与救助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成功消除了市场恐慌情绪(Domanski, et al., 2014)。除了联储体系成员外,美联储还创新各种工具对非联储体系成员和政府支持机构开展救助。甚至,在危机恶化时期,美联储一度大量收购企业商业票据用以促进市场流动性并缓解紧缩的信贷形势。

他并提出,在宏观层面要对系统性风险有整体的把握。要准确理解宏观审慎监管的含义,监管架构的变革只是表象,最关键的还是监管的原则和理念,宏观审慎意味着对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有全局性的判断、把握和管理,在跨时间分配资源的维度,要减少金融体系的波动性,在跨空间的维度要减少风险过度传递,防止”大而不倒“。

“当前美国和中国经济周期不同步,美国需要加息,而我们则有一定的货币宽松压力。总之,我们可能已没有加息空间。”他补充称。 他并强调称,改革政策的先后次序很重要,金融改革更要讲次序。如果国内改革没做好,打开金融大门易引发风险。因此,在实践中应尽量把“以开放促改革”与“以改革助开放”结合起来。当务之急应该是尽快完成利率市场化改革,同时大幅提高汇率灵活性,然后才能考虑跨境资本流动的进一步放开。

同时身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的黄益平并指出,货币政策要稳健、审慎、要配合宏观审慎监管政策,但如果希望通过货币政策来调控一些金融风险指标,比如资产价格、杠杆率等,难度比较大。

从我国互联网金融整治的经验来看,行为监管与审慎监管难以完全分离,中央银行在负责系统性风险的同时也应统筹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根本出路,还是在建立央行为主导、实现“三个统筹”以及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有效统筹的全覆盖金融监管体系。应以矩阵式管理方式充实金融稳定和发展委员会,强化中国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中的核心地位,加强业务线的跨部门统筹协调和资源的统筹使用,从而能以较小的震动和改革成本最大程度实现改革目标。同时,在风险防范和危机应对中,要注意加强市场纪律,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在问题机构有序破产清偿、打破刚兑、避免挤提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作用。

不过,徐忠也谈到,上世纪90年代末,央行处理了很多的问题金融机构,由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由央行负责监管,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是比较顺利的。而目前在地方上“一行三局 一办”,如何能够建立更有效的处理问题金融机构的机制,还需要很好的研究。

他认为,在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一方面,金融服务业开放可以先行,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可增加竞争,带来新的经营管理技术,有利于国内经济增长。金融服务业开放不涉及资本大进大出,而且同样受国内监管,风险较低。对外资金融机构限制,既有理念因素,也有利益因素。

他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兜底,一直没有释放风险点,从而经济当中的很多风险点在积累,这也导致了金融风险变得越来越大。

现在的普遍共识是,中央银行应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在应对系统性风险和金融监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危机后各国也普遍转向了超级央行模式。探究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总结各国危机应对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当前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打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攻坚战,更好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徐忠看来,中国当前面临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渐进式改革还不彻底、不到位,还是要通过健全监管体制,通过深化改革解决目前面临的风险问题。

谈及严监管的政策动向,他表示,去杠杆方向应该坚定不移,但在去杠杆执行过程中,需考虑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平稳。监管政策实施有一个逐步试错过程,经历过这轮市场波动后,希望监管政策变得更平稳、可持续,但仍然坚定地往前推,不能因为一些波动就半途而废。

另一方面,中央银行承担了过多政策目标,财政赤字货币化损害了货币政策自主性。量化宽松和低利率政策更有利于财政低成本融资,这实际上就是财政赤字货币化,财政风险转嫁到金融部门(Bayoumi, et al, 2014)。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过度依赖和加强政策协调的主张,使得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更加困难,这也损害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Powell, 2014)。

他并表示,十年前的金融危机的影响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金融界犯了几个常有的错误,包括迷信“这次不一样”、在危机前认为金融会持续繁荣、盲目相信华尔街创造出来的所谓金融创新产品、提倡无为监管以及过度寄希望于机构的自律等。

与此同时,对于金融监管部门来说,接下来,一要做到监管领域全覆盖,二要尽快放开一些不必要管制,比如有些表外业务,就是因为在表内管制太多,通过出表达到一种变相利率市场化。

三是按照激励相容原则,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以公司治理为核心的股权改造。各国政府在对问题金融机构进行救助的同时,都对问题机构原有股权进行了大量稀释,从而改进其公司治理,加强资本的风险承担约束。

“人类社会对危机的记忆常常是短暂的。当伤痛刚开始减弱的时候,监管放松的思潮就会起来。当大家都忘掉这个教训的时候,当人性又开始狂欢、资产泡沫开始形成的时候,下一场危机的序幕也就拉开了。”中国银监会国际部主任范文仲在浦山基金会第二届年会上直言。

对于近期民企遇到的问题,他表示,应客观看待商业银行对于民企贷款的审慎态度。第一,在经济下行周期,金融风险上升,银行放贷比较保守是正常的,而政策性金融机构则不同。第二,民营小微企业客观上的信用风险较高。

一是从决策过程来看,中央银行危机救助决策更加顺畅。虽然各国政府突破了传统不干预的政策束缚,及时对问题机构担保或国有化,用政府信用替代市场信用有力支撑了市场信心,但由于各国决策体制机制和程序上的障碍,国有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决策过程相对缓慢,应对危机反应比较滞后。例如,2008年9月28日美国国会否决了布什政府的7千亿美元救市法案,金融市场迅速恶化。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拥有传统流动性工具并能够灵活进行政策创新,决策过程更加顺畅,在危机救助中有着天然的优势(Fischer, 2016)。

作者 李铮

他还谈到,切忌将本轮债转股变成一种地方政府主导的任务,更要避免演变成某些地方政府“甩包袱”的工具。如果最后这个“包袱”让金融机构来背,金融机构会变得被动。

一是美、欧等主要央行在救助问题机构时,都要求对方提供优质充足的抵押品。完善的抵押品安排对确保央行资金安全,畅通货币传导渠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Bindseil, 2014)。

比如,金融的核心功能是分配经济资源,把经济资源从利用效率低的地区向利用效率高的地区转移,与其规模和在GDP中占多大产值没有关系,背离实体经济的目标就肯定会出问题。

上海11月26日 - 中国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原委员黄益平表示,中国可能已没有加息空间,明年需要更多考虑采取措施,尽量增加货币政策独立性,至少灵活度要更大一些,同时要增加汇率弹性,不要死守在一个小点位。

一是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尽量通过市场体系自身力量化解金融风险。在1998年美国长期资本公司(LTMC)破产的处置过程中,美联储并没有动用资金对其救助,只是出面牵头美林等15家市场机构共同出资接管LTMC,有效化解了金融市场风险。2007年次贷危机后,美联储也采取了类似做法,主要依靠市场自身调整和传统流动性手段稳定金融市场,如对贝尔斯登和美林,美联储提供过桥贷款并协调摩根大通和美国银行收购这两家问题机构。

“我们往往看到宏观经济稳定的时候,忽视了金融风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从2007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稳住了,但金融风险走势一直往上走,现在还处于非常高的位置。目前金融稳定的很多问题集中在僵尸企业,僵尸企业杠杆率降不下来,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效率也就不可能提高。

在黄益平看来,当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不大,尤其是各方关注的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杠杆率过高问题,出现“明斯基时刻”的可能性不大。比较令人担心的是,家庭部门杠杆过高问题。

本轮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程度不及“大萧条”,主要原因就是充分吸取了“大萧条”的教训和“二战”后各国危机管理的经验,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

与此同时,当前监管的有效性在下降。如果还是保持分业监管的做法,政策的协调出现很大的问题,相互之间不协调,“监管部门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发展和监管的责任并重,有的时候两者之间自己打架,你不知道哪个被牺牲掉了。现在的监管框架可能仍需要进一步改善。”

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货币政策本来是一个总量政策,资金流向定向领域是有困难的。财政部门或政策性金融机构应承担更多责任,央行毕竟是一个宏观货币决策单位。

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成因

**宏观经济稳定与宏观审慎监管同样重要**

(五)警惕非常规货币政策副作用和财政风险金融化,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政策自主性。

范文仲建议,要加强影子银行的监管,要有风险维度的监管理念,填补监管真空。要有系统重要性的监管理念,对一些创新领域,可以适当的给予一些空间,只要机构发展到影响到全社会的规模,那就要按照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来监管它,这样也能把握促进创新和风险管理的平衡。

以上这些变化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政策发力的主攻方向,应是围绕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工作主线,切实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坚实经济基础。

当前,中国银行业资产已跃居全球第一。“但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不能够沾沾自喜,一个大的金融业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金融业。”范文仲表示,每个机构一定要坚持稳健的经营风险指标,要未雨绸缪,以丰补歉。在金融机构盈利好的时候,可以多计提一些风险的准备,以备将来经济如果调整、增速减慢,能有更好的风险应对的工具。

二、全球金融危机应对的反思

审校 曾祥进

来源:金融混业观察      2018-02-12

在黄益平看来,宏观经济稳定很重要,宏观审慎监管同样重要,尤其要重视日常对风险的检测和预警;同时,监管创新要与业务创新同步发展,“如果看不明白谁都不许做,那金融部门、实体经济永远不会有进步。监管对金融创新应该更多从学习、适应、规范的角度,而不是一棍子打死。”

(三)中央银行承担危机救助因而必须参与日常监管,危机后主要经济体普遍强化央行金融监管职责,打造超级央行。

关于政府应发挥的作用,黄益平认为应该灵活对待。正常情况下,应该用市场机制,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当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三是经济弹性越大,风险应对手段储备越多,危机冲击的影响也越小。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第一个源自成熟发达经济体的国际金融危机。新兴经济体受到危机冲击相对较小,危机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超发达经济体,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汲取了1980年代拉美债务危机、1990年代东亚金融危机和本世纪初新兴市场货币危机的教训(Kenc, et al., 2016)。新兴经济体开展了大量宏观审慎政策的有益探索(Upper, 2017),高度重视货币错配的“原罪”问题(Eichengreen,et al., 2007),逐步克服汇率浮动恐惧并采取了更为灵活的汇率安排(Silva, 2015)。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新兴经济体经济基本面普遍好于发达经济体,积累了大量预防性外汇储备,货币和财政政策刺激力度更强,这些因素都为成功化解危机冲击并迅速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Didier, et al., 2011)。

在范文仲看来,金融危机的教训证明,只有资源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进行有效分配,才是衡量金融发展是否好的标志。

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尽管有着各种条件和背景,但其背后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制根源。一方面,放松监管背景下的“监管竞次”,使得碎片化的分业监管极不适应综合经营的大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Williamson, 1989)成为各国的主流思潮。受其影响,所谓“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一度甚嚣尘上,迅猛发展的金融创新模糊了传统金融行业的界线,从而引发了不同国家不同金融行业的“监管竞次”和“监管俘获”。各国监管体制越来越部门化、碎片化,监管机构为了取悦本部门利益集团、吸引潜在监管对象或扩展监管范围,竞相降低监管标准,分业监管已不适应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趋势。

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监管部门自去年开始就已在整治金融乱象和补齐监管短板上下足功夫并取得一定成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继续将推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取得明显进展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

二是调整存款保险额度需要注意防范道德风险。各国在危机期间都上调了存款保险额度,但额度的上调仍是适度有限的而非完全保险,这在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同时有效地加强了市场纪律(Anginer,et al., 2014)。

“金融发展是一个实体经济壮大的结果,但不要光想着把金融做大,那样就本末倒置了,就会引起危机,像人的情绪,有脾气是难免的,经济有波动也难免,但是目标、原则一定要清晰。”一位监管官员对称。

一是金融管理体制总是在防范风险和鼓励创新的平衡中动态发展,金融安全是改出来的,不是严格的金融抑制保出来的。虽然过度自由放任的金融监管是危机的重要原因,但应当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资产定价理论和金融交易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传统银行业地位明显下降,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和衍生品市场)作用明显上升,各金融市场间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经济和金融全球化浪潮使得各国金融体系逐渐融为一体,当前金融业面貌与三十年前完全不同。金融业综合经营是适应金融创新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满足企业综合金融服务需求的必然结果,美欧等国金融业综合经营实际上也是对金融业事实上突破分业经营限制的事后确认,即使是全球金融危机后,金融业也不应也不可能倒退回到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事实上,美国最终采用的“沃尔克规则”也做了大量修正。危机后各国监管政策的发展,实际上是在风险防范和鼓励创新之间取得平衡。

回顾次贷危机,徐忠指出,美国对雷曼兄弟倒闭的处理不当。美国为了防止“大而不能倒”的道德风险,让雷曼兄弟倒闭,却没有对债权人全面保护,所以引发了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四是在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的同时,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坚实经济基础。无论是决策体制还是政策观念上,发达经济体通过财政手段进行危机救助和经济刺激都存在巨大的障碍,直至2016年的G20杭州峰会各国才就增加财政支出问题达成共识。应当说,在危机应对的决策机制和财政空间上,我国具有发达经济体无可比拟的优势。虽然目前各方对“四万亿”的争议很大,但从稳定信心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并不能否认其重要意义。

而防范金融风险是系统性的工程,他指出,国务院金融发展与稳定委员会已经成立,相信未来政策协调会更好,而金融监管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经济改革政策的协调,实际上是一揽子的措施。

文/徐忠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长

徐忠以中国2008年采取的四万亿刺激为例指出,在危机发生的时候确实是必要的,但由于体制机制不完善,存在调整过度、手段粗放,无法有效甄别项目。且后来依赖刺激、难以退出,也是一个问题。

中央银行在发挥最后贷款人功能救助问题机构时,需要及时准确判断问题机构的流动性和系统性风险状况,以便采取相应的救助措施。英格兰银行由于缺乏第一手监管信息,导致其对北岩银行未能及时救助。同样,由于缺乏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美联储并不完全掌握雷曼兄弟公司的金融市场交易信息,这一定程度上导致其误判,认为雷曼倒闭不会对市场带来系统性冲击。相反,伦敦清算所引入中央对手方清算机制,迅速处置包括雷曼在内的9万亿美元未平仓头寸,并未给其他市场主体和伦敦清算所带来损失。因此,由中央银行负责统筹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统筹监管重要金融基础设施,统筹负责金融业综合统计,成为全球金融危机后各方的重要共识。

由于金融体系的演变,金融市场作用的提高,危机的传播速度有了更多变化,中央银行在危机处置中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由于财政空间有限,各国主要依赖中央银行救助和非常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复苏。但是,一方面,仅靠扩张性货币政策本身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由于缺乏深刻的结构性改革,非常规货币政策边际作用有限,促进产出物价的长期效果并不理想(Borio and Zabia, 2016)。大量资金并未真正流入实体经济,而是涌向房地产和股票等资本市场,这也是危机后各国经济复苏进程缓慢,但房价和股市早已恢复危机前水平的重要原因。

中国监管官员和学者指出,宏观经济稳定与宏观审慎监管同样重要,金融业发展的目标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而非做大规模,要健全监管体制解决目前面临的风险问题,同时中央银行在处置危机时应兼顾维护金融安全与防范道德风险。

由此,在危机前事实上并没有任何一个机构以整体金融稳定视角采用宏观审慎政策,真正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央银行由于没有掌握足够的监管信息,无法在事前有效进行介入,也无法在事后及时开展救助。系统重要性机构核心资本充足度普遍不足,跨市场、相互交叉、结构复杂的金融产品形成巨大监管真空,信贷和杠杆率迅速上升,影子银行体系发展迅猛,最终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逐渐演变为全球系统性金融危机。

根据中国最新的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组建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并分离发展与监管职能,将银监会和保监会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

(一)金融危机冲击下信心比黄金更重要,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救助是维护市场信心和金融稳定的“定海神针”。

近代金融危机大多是资产泡沫和人性狂欢的结果,每一次金融危机前,往往伴随着金融体系的迅速膨胀,金融机构的冒进扩张,金融市场的乱象频发。

三是对地区性中小问题机构,主要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进行有序破产清偿。2007年以来,FDIC共处理了530余家地区性问题机构。由于存款保险对大多数存款人进行了有效保障,机构规模较小,并未引起大规模挤兑和系统性风险。

二是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不可分离。从危机后的经验来看,各国之所以普遍转向超级央行模式,主要是由于中央银行能够站在整体全局的角度看待金融风险,而不是局限在某个行业发展的层面看待问题,在应对系统性危机冲击、维护金融整体稳定方面能够统筹兼顾指挥全局。我国当前现实面对的分业监管和并未得到有效监管的综合经营之间的矛盾,才是导致监管套利大行其道、金融风险大量积聚的主要原因。

四是各国政府适时退出或将问题机构资产转让给央行,以防损害市场纪律,引发新的道德风险。大量的政府担保和国有化政策给各国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随着金融市场逐步稳定,各国政府都适时退出或转交央行。

当前我国面临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渐进性改革不彻底、不到位。要在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的同时,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在金融要素价格形成中真正到起决定性作用,切实加大经济的弹性和韧性,更好地抵御危机冲击风险。

三是从救助规模来看,中央银行空间更大。由于预算上限约束,财政政策空间非常有限。危机后美、英和欧盟累计使用了超过1万亿美元公共资金救助金融体系,这与美联储危机救助和首轮量化宽松政策期间共购买1.73万亿美元资产相差甚远。

本世纪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质的飞跃,有力支撑了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将中国金融业恢复到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分业状态已不现实,分业监管也无法真正有效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更不能适应开放条件下现代经济发展的需要。对目前金融乱象的诊治准确,才有利于建立现代金融体系。“以保为主”、“以分为策”只能固化既有结构性矛盾,致使风险积小成大、越保越多,越分越乱,无法适应现代经济发展和转型,很可能引发道德风险和新的风险。

当经济受到系统性危机冲击并陷入衰退时,金融机构会出现挤兑,金融市场流动性迅速枯竭,金融体系功能受到严重损害,存在着危机应对的黄金二十四小时,越果断及时的救助,政策效果也越好(Carlson, et al., 2015)。

(四)危机救助要平衡维护金融安全与防范道德风险,既要守住风险底线,又要强化市场纪律。

为此,各国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都转向了超级央行模式,赋予中央银行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英国重新赋予英格兰银行审慎监管职能,采用由央行全面负责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和微观监管的超级央行模式;美国将美联储打造为“超级监管者”,明确赋予其维护金融稳定的宏观审慎监管权;欧盟构建了央行主导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欧央行统揽微观审慎与宏观审慎职能,直接监管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正是由于在决策程序、政策手段和救助规模等方面较微观监管者、财政等其他部门具有明显的优势,在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中央银行往往被市场参与者寄予厚望,中央银行本身就是金融市场稳定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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