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实专栏,对中国纺织业有多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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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程实、王宇哲。程实为中国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王宇哲为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其本人观点。)

(作者为程实、王宇哲、钱智俊,程实为中国工银国际研究部主管、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王宇哲为工银国际资深经济学家;钱智俊为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本文仅代表其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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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全球经济切入到逆全球化后,根本目的是为改变全球资本的流动,劳动力和科技的交流。而昨天,美中贸易逆差“不合时宜”地创了新高,中国2月出口同比意外大增44.5%,也创三年最大增速,这也印证了我们在数天前的分析,《东方正控制着贸易支付,中国出口不惧人民币升值》。

12月2日下午,特朗普税改法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在未来十年内这一法案将会影响全球经济。

资料图片:2009年7月,美国纽瓦克,港口堆放的集装箱。REUTERS/Mike Segar

资料图片:2013年10月,华盛顿,美国国会大厦屋顶。REUTERS/Jonathan Ernst

然而,我们现在想说的是,事实上,近日有关美国贸易的这些新闻从表面上看是在打贸易战,而实质上是,美国为了控制全球资本的流向,即让更多的美元资本流入美国,降低其美元赤字风险,在为制造业回流美国做准备。

这也意味着美国的企业所得税将从35%下调至20%,同时个人所得税也会有不同档级的下调。预计特朗普会在2017年底之前正式签署批准税改立法。

“欲攘外者,必先安内”。2017年12月,在经参议院投票惊险通过后,特朗普签署了《减税和就业法案》,标志着其“美国优先”的施政理念终于落子实处。2018年1月,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扩大约10%,再创历史新高,“贸易战”的威胁恐再度加大。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全球都需要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但对于不同的经济体,改革的重心有所不同。近日,美国税改方案于参议院通过,大幅降低企业税、温和调整个税是税改的核心。

因为筑起贸易壁垒,很多不愿意放弃美国市场的企业就会回流到美国,从而提高美元主权信用和美元霸权地位,让外国继续购买美国债务,这就是美国作为最顶层的掠食者的最暴利的生意。比如,特朗普大力提振实体制造业和推行减税措施,就吸引了包括富士康、福耀玻璃集团等中国公司在内的外国资本投资办厂;另一面通过美股牛市注入资本新活力,以此吸引更多国外资金进入美国市场。

曾经质疑特朗普大幅减税的国际人士,是否感觉到被打脸?

我们认为,特朗普的税改方案和其对外贸易政策之间有内生逻辑的连续性:从短期来看,税改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并带来商品进口和贸易逆差的大幅上升,或成为“贸易战”的直接导火索;从中期来看,面对制造业相对竞争力下降的现实,主动构建贸易壁垒是美国推动制造业投资回流的重要抓手;从长期来看,更加利好富人的个税改革方案将继续极化美国业已加剧的收入分配不均格局,这将压低制造品相对需求,并为未来全球制造品供给的相对过剩和可能的贸易冲突埋下伏笔。

我们认为:第一,从投入产出表的分析来看,制造业有望成为税改的首要受益行业,企业税和海外利润税的降低利于解决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促进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再平衡,挖掘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但长期效果有赖于就业、教育等配套政策的支持。

其根源在于美国不断开启印钞机疯狂印钱而导致的债务和资产价格泡沫不断膨胀的结果,当企业和个人被各种贷款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需求和消费就会严重萎缩,财政税源减少,甚至出现负增长。

特朗普本质上就是大商人,他从商战中练就的精明和实干作风带到白宫,可能他在政治军事上不占优势,但要为美国企业减负还真不是难事。从此世界各地可能都要掀起减税风潮,据说隔壁日本已经行动了。我们先来看看世界主要国家现行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吧!

2017年岁末,特朗普终于迎来了其执政一年来的最重要政绩——《减税和就业法案》的签署。尽管这一“安内”之举墨迹未干,年初发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或将令特朗普的“攘外”措施也加速提上日程。

第二,对家庭减税的作用短期受“涓滴效应”的影响,长期则取决于特朗普政府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权衡的结果,高收入阶层始终受益,而低收入阶层长期利益难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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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主要国家企业所得税税率一览

2018年年初,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增长约10%。作为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来源国,中国一直是特朗普“贸易战”发难的主要指向对象。我们认为,减税恰恰可能是特朗普2018年对外经济政策的催化剂,令2017年悬在半空而并未落地的“贸易战”爆发概率有所上升。

新萄京娱乐网址,第三,特朗普税改走出了一条中间道路,从内容丰富性上可以与里根的“供给侧理念”相提并论,但搭配的宏观条件更接近小布什采用“需求端思维”时所面临的经济场景。

图片来源marketwatch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7%,但经税收减免之后,本土公司缴纳的税率平均为19%,而跨国公司缴纳的税率平均为17%左右。

贸易逆差激增或成为短期“贸易战”的导火索。2017年,特朗普推动的《减税和就业法案》最终得以通过,在美国经济延续稳健复苏的情况下,减税利好仍将拉动消费和投资需求,进一步刺激经济增长,从而短期内进口和贸易逆差均有望攀升,成为“贸易战”的导火索。此次特朗普税改的核心是大幅永久性降低企业税、温和调整个税,这些措施一方面将直接增加私人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刺激居民消费,另一方面企业所得税税率的降低也将拉动投资需求。

展望未来,增长中枢、劳动力市场、财政收入、债务约束、货币政策等都会对税改政策路径产生影响,也决定了“拉弗曲线”的相对位置,财政成本如何横、纵向分摊将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潜在挑战。

美国或正在急速的挑起一场最高等级的货币战,而非贸易战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将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归结为人民币币值低估,大肆宣传“只要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就会消失”,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发现,人民币从2005年汇改到目前为止已累计升值23%左右,在此期间中美贸易顺差却在大幅上升。也就是说,人民币已经升值了,但贸易顺差并不没有消失,反而在扩大。

这就是美国经济的两难境地,与中国制造企业在中低端竞争占不了便宜,人民币问题又无法解决。所以美国只能通过打嘴仗来获得存在感。

其实缩减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根本方法是提高美国企业自己的竞争力,但问题的关键是美国应该扩大对华出口,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这样贸易顺差能暂时消失,但美国更担忧这将导致其在中高端科技领域的优势迅速衰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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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DREAMSTIME

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4%,但跨国公司实际支付的税率中位数仅为17%;本土公司则为22%。

从历史经验来看,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的减税措施均很快对美国经济带来了提振,总需求的扩张也在短期内拉动美国进口急剧增长。以小布什税改为例,尽管其减税政策生效后经济增长的势头不及里根税改时期,但短期内美国进口同比增速从2001年12月的-21.8%攀升至2002年12月的51.5%,贸易逆差也大幅增加,同期增速由-17.5%上升至19.6%。从区域分布来看,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也是新增逆差的最重要来源,自2001年12月起的一年内,美国对环太平洋和欧洲的贸易逆差增速分别从-19.8%和21.7%急剧上升至56.8%和134.6%。

综合评价,美国税改短期提振增长,长期喜忧参半,拉弗曲线的税收红利在真实的经济复苏下有望得以释放,但税改自身对优化产业结构的推动持续力有限,财政空间受限也将制约科研、民生等领域开支的增长。

美国经济正淹没贸易战的口水之中,中国和日本不约而同对美债做出了一道反击

事实上,美国正是通过这一张张印出来的美元来“狂吃”世界,美国与100多个国家之间都存在贸易逆差。美国经济以服务业为主,低储蓄、高消费,本国生产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需要进口大量消费品。贸易逆差实质上是美国利用别国剩余外汇储蓄,来维持超出自身生产能力的消费水平。

很显然,在中美贸易中,虽然中国是贸易顺差国,但实际上,真正占宜的是美国,那就是美国因此而得到的一个巨大利润——美元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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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币和日元/ 图片来源REUTERS

但现在,持有万亿美元美债的意义与往日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数据显示,美债的两个最大债权人早已在撤退——中国和日本持有份额已经持续下降,在美国国债发行量大增之际,然而,没有被大家普遍留意的是,中国持有的1.2万亿美元美债,占美国国债市场的9.4%,几乎是近13年以来相对份额的最低水平;日本持有1.06万亿美元,其8.4%的份额至少是18年来最低水平。换句话说,中日持债额没有跟上美国发债的步伐,这意味着无论是否有贸易战,大型海外买家已经逐步减缓了,而这背后却是一场看不见的全球储备货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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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出自

最早的“避税天堂”之一,虽然对于企业而言并非“避税天堂”。瑞士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是21%,本土公司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17%,而跨国公司为19%。

可以预计,在全球协同复苏的大背景下,本次特朗普税改的利好也会在短期内刺激美国进口,中、欧、日等主要贸易伙伴的顺差有望迅速扩大,这在短期会加大“贸易战”的压力。

美国税改方案于参议院通过,大幅永久性降低企业税、温和调整个税是税改的核心。随着税改方案上周末于参议院惊险通过,在共和党占据国会两院议席优势的情况下,特朗普上任后终于迎来首项重要的政策里程碑。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6%,但经税收减免之后,跨国公司的实际税率中位数降至仅21%,而纯本土公司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14%。

通过贸易壁垒扭转相对竞争力劣势是中期“贸易战”的动因。特朗普税改只是完成了制造业回流的准备,面对美国制造业相对竞争力下降的现实,真正的制造业投资落地极可能依赖于“贸易战” 和“货币战”的推动。特朗普税改令美国企业税率回到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这将提高企业投资回报,对资本流入有积极作用,但从微观的投资决策上,应该注意到税率只是影响企业投资的因素之一。

税改法案以大幅降低企业税、温和调整个税为核心:企业税和海外利润税显着下降,大企业税从现行35%降至20%,小企业税也相应调低,海外企业利润留存将一次性征税;个税有望简化并温和降低,免征额度或起征点上调,抵扣额度翻倍。

在2008年把企业所得税税率降至25%,与巴西相当。经税收减免之后,本土公司及跨国公司的实际税率都在22%左右。

从历史上看,对顺差国施加货币升值压力和设定贸易壁垒是促进企业回流的重要举措,上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和汽车行业限制出口、在美设厂等就是典型的案例。

结合不同口径的测算,此次税改将在十年内净减税约1.5-2.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同期GDP约0.8%。税改方案通过也有利于特朗普赢得舆论和选民,为中期选举奠定基础。

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0%,但税收减免之后,本土公司及跨国公司的实际税率中位数降至22%。

我们认为,一方面,资金回流将带来一定美元升值压力,这会削弱美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有悖于制造业回流的目标,所以在美国货币政策正常化和经济持续复苏的背景下,特朗普可能会对美国的主要逆差来源国施加货币升值压力,以保持美元相对稳定,甚至略微贬值。

降低企业税有助于解决产业空心化问题

和美国企业一样,企业的基准税率为35%。经税收减免之后,本土公司支付的实际税率中位数为25%,而跨国公司的税率平均为23%。

另一方面,美国制造业的相对竞争力下降也可能是特朗普主动建立贸易壁垒的动因。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制造业长期受到劳动生产率走低和基础设施老化的制约。2009年起,奥巴马总统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振兴制造业的战略和政策,但制造业回流仍未形成规模。

对企业减税将提高产业竞争力,整体经济增长受到的带动效应仍需配套政策的跟进。除了科技、能源、房地产等行业(实际有效税率已经低于20%)受税率下调影响有限之外,大幅降低企业税将直接带来美国各类企业的盈利增加,从而进一步刺激投资,最终增强本土企业的市场份额和竞争力。

跨国公司的企业所得税是35%。但经税收减免之后,美国本土公司支付的税率中位数为23%,而跨国公司支付的税率中位数为28%。这使得美国在联邦政府征收重税的榜单中排名第二。

从制造业分类来看,美国中高端制造业占比从2008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而同为制造业强国的德国和日本该比重则一直维持在高位甚至持续提升。从相对劳动生产率来看,与其他主要制造业国家不同,美国工业品相对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后也出现抬升。

通过对比美国2016年和2001年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可以合理推演税改受益行业的分布。制造业有望成为税改的首要受益者。从产业分工的角度看,美国大部分行业的可贸易程度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明显上升,除了交通和仓储业外,基本原料和制造业的可贸易程度仍然远高于服务业,税收下降叠加海外收入回流的税收优惠,有望吸引美国制造企业回到本土经营,这将利于解决美国产业空心化问题。

本土公司及跨国公司的法定所得税税率为37%,但本土公司及跨国公司缴付的实际税率中位数分别为16%和24%。

NBER的研究表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是美国制造业相对价格走平甚至放缓的主要因素。总结起来,尽管特朗普税改有助于资金回流,但这些资金能否转化为制造业投资仍有疑问。事实上,历史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所得税下降与私人固定资本形成增长之间存在两到三年的时滞。在此情形下,特朗普通过“贸易战”和“货币战”扭转美国制造业相对竞争力劣势、拉动对美直接投资或为主动之举。

但从内生发展动力上看,服务业仍然是美国国内需求的主导行业,本世纪以来,随着制造业趋势性萎缩,服务业占比持续上升,税改也将提振美国较之于存在替代关系的发达经济体在服务业领域的相对竞争力。

跨国公司及本土公司的法定企业所得税税率是30%。但经税收减免之后,本土公司的总税收负担是20%左右,而跨国公司则为24%左右。

制造品相对需求萎缩是长期“贸易战”的根源。在特朗普的税改方案中,降低企业税有利于吸引制造业回流,但个税改革更利好制造品消费倾向较低的富人。长期而言,一旦更多的制造业企业回流至美国国内,相对需求的削弱必将推升制造品出口压力,主动为“美国制造”谋求海外份额或成为贸易战的又一诱因。

从整体经济增长来看,学理对于减税本身的效果就存在不小争议,而从美国历次税改来看,其长期效应也受宏观变量和其他政策措施的共同作用,仅凭税率的下降而断言经济增速的提振过于草率。

勇夺本榜单最后一名。日本的法定企业所得税为40%,本土公司的实际税率为37%,而大型跨国公司的实际税率为38%,均为全球最高。

根据IMF关于美国个税改革分配效应的研究,随着收入增长,美国社会消费支出于初级产品和制造业产品的比重迅速下降,尤其是收入最高的前20分位家庭平均服务性消费支出高达75%。

事实上,在80年代初和本世纪初美国开启的两次减税之后,平均经济增速相较于之前的十年甚至有所下滑。从特朗普改善实体经济相对地位的初衷出发,税改还需要与就业、教育等其他结构性改革措施有机结合。

全球跟进美国税改法案

WID.World的研究则表明,2014年,美国收入前1%成年人的收入份额超过20%,占比约为1980年的2倍,而在欧洲,同期该指标只从10%上升至12%。从美国收入前10%成年人的收入份额来看,2014年该指标已经高达47%,接近收入后50%成年人收入份额的4倍,且其份额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于前1%成年人的贡献。

比如,从就业岗位的分布看,美国低端服务业就业人数比例相对稳定,而高端服务业就业人数持续上升,制造业就业人数持续下降。要将税率红利真正转变为税基的显着增厚,夯实人力资本、鼓励创新创业仍需要配套政策的支持。

早在税改法案刚提出之时,德国法国就纷纷发表声明声称:“此举将对本国企业造成严重冲击,德、法无法接受特朗普这么大规模的减税”。在特朗普减税计划正式得到立法通过并落地后,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将不可避免地跟进,有望形成一轮全球减税浪潮。原因很简单,美国市场的税负降低,如果其他国家不变,逐利的资本自然会选择成本更低的市场进行投资,其他国家就会面临资本流失,投资降低,进而就业面临压力的问题。

在收入差距日益增大的情况下,特朗普的个税改革和企业税下降,特别是取消遗产税和“替代性最低限额税”等措施仍然主要涉及高收入群体,这将导致高收入阶层持续受益,而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继续下滑。尽管劳动生产率下降也是制造品相对价格和消费比重下降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的是,贫富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日渐侵蚀着制造品需求长期增长的基础。

“涓滴效应”和“马太效应”的相对大小决定个税改革成败

事实上,在特朗普推出税改计划后,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推出自己的减税计划来应对:英国首相发言人表示,本届内阁已宣称,至2020年将企业税下调至17%。在印度,莫迪政府推出了针对个人和中小企业的减税计划和税种减并改革。而中国则一直在降低企业的各种中间“费用”,减少企业的经营成本。

如果收入分化的程度继续加剧,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美国相对需求的萎缩意味着回流的“美国制造”不得不更多着眼于外向型需求,这也为未来全球制造品供给相对过剩和可能的贸易冲突埋下了伏笔。

对家庭减税有望通过“涓滴效应”提振经济增长,但偏向中高收入阶层的税改将加剧分配的不平等。根据IMF关于美国个税改革分配效应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一是任何形式的个人所得税减免都可能使美国低收入群体受益,即使只针对富人减税或低收入群体没有直接获得减税也如此,即所谓“涓滴效应”有成立的基础。

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执牛耳者,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广泛的影响,未来留给中国的时间还有多少?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美国税改落地之后,短期贸易逆差激增、中期主动设立贸易壁垒、长期制造品相对需求萎缩将增加全球贸易冲突的概率。要想避免“贸易战”或“货币战”的发生,各国结构性改革的进展和全球经济复苏的协同性至关重要,2018年贸易保护主义与地缘政治风险回潮的共振值得投资者警惕。

就美国社会的实际而言,随着收入增长,消费支出于初级产品和制造业产品的比重迅速下降,收入最高的前20分位家庭平均约有75%的服务性消费支出。由于较富裕的群体将更大的消费支出用于服务,当减税针对较高收入群体时,这些群体会将部分税收红利支出于通常由低收入人群提供的服务中,从而带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上升。

彭博经济学家陈世渊表示:美国税改会使得美国经济增长加快,美联储加息也有可能加快,美元会上涨。美国经济增长加快,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复苏,这会增加大宗商品的需求;而且,对未来美国推出基建措施预期可能上升,也会有利于大宗商品价格。

二是减税的偏向是政府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之间权衡的结果。对美国较高收入群体的减税将通过增加投资和劳动力供应带来更大幅度的经济增长,但也会加剧收入两极分化和不平等,二者之间面临选择(trade off)。

东吴期货研究所所长姜兴春表示:美国经济会因为税改更有活力,增长强劲。对制造业回流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有利多,创造好的全球经济环境,有利于中国出口。同时,美国股市转好和制造业回流,会影响到资金回美国,部分打压中国需求。

目前,特朗普的税改方案更为偏向富人,将导致高收入阶层始终受益,而低收入阶层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长期将相对下降。特朗普的个税改革方案,特别是取消遗产税和“替代性最低限额税”等措施只涉及高收入群体,其对经济的影响短期将取决于“涓滴效应”的大小,而长期则主要受阶层分化加剧速度的作用。

小编归纳了下,这次美国减税方案的通过对中国纺织业的主要影响是: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通过税改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和选民支持可以为特朗普谋求连任赢得先机,但如何避免贫富差距扩大的“马太效应”侵蚀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将是税改成败的关键。

第一、税改法案的通过会刺激美国企业在本土的投资以及海外资本的回流。

中间道路:短期亢奋提振经济,长期影响喜忧参半

降低企业所得税,会间接提高美国本土产品在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的竞争力,有利于美国公司获取更多市场份额。最直接来说,减税会增加企业利润,企业可用于再投资的资金增加,这会直接刺激企业的投资。从而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竞争力加强,可能会导致中国纺织品出口竞争力下降;税改方案也计划为企业带回海外收入提供便利,并阻止企业就业、总部、研发流向海外。因此对于跨国企业的海外收入,现金和现金类资产征收12%的税率,对于工厂、设备等流动性不强的投资,则征收5%的税率。此类纳税属于强制性,不可避免。税改方案拟对美国企业的高收入海外分公司,增设10%的税项。而在美国运营的外企如果对海外支付,则须缴纳最高20%的税。

综合考虑政策力度、宏观环境等因素,特朗普税改效应或介于“里根模式”和“小布什模式”之间。历史上,减税是共和党执政的传统理念,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也往往会出现大规模减税。近五十年来,主要的例子为里根和小布什总统的减税,而具体措施的酝酿都集中在执政的初期。

由于更低的税负环境,更透明的政商关系,在中国的美国资本,将更有动力撤离中国,尤其是在特朗普税改法案里对海外利润回流的税收框架的改变,会更进一步刺激美国公司的撤离。在美投资企业的成本下降,企业赴美投资的意愿将会加强,如科尔等企业,可能会加强到美国投资的意愿;如果全球减税浪潮真的形成,如果中国的税费体系继续错综复杂,税负总量居高不下的话,那么除了美国企业,其他外资企业撤离中国的可能性也将增加。

我们认为,特朗普税改介于“里根模式”和“小布什模式”之间,从内容丰富性上可以与里根的“供给侧理念”相提并论,但搭配的宏观条件更接近小布什采用“需求端思维”时所面临的经济场景。

第二,人民币重回贬值通道。

从经济学逻辑来讲,特朗普税改寄望于以强力地企业减税来促进制造业回流,进而推升长期经济增长潜力,是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economics)理论的政策实践。但从面临的宏观环境来看,随着美国经济的真实复苏,特朗普采取了温和式中高收入阶层减税措施,事实上兼具试图用消费升级进一步带动短期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色彩。

今年初以来,人民币从6.9的水平一路高歌猛进,升值反弹至6.4的高点,又重新进入下降通道,贬值到最新的6.6.

展望税改的效果,增长中枢、劳动力市场、财政收入、债务约束、货币政策都会对其政策路径产生影响:

在特朗普税改落地后,未来的一段时间,人民币将重回贬值通道,未来一年之内,有相当可能继续回到7附近。

第一,从经济基本面来看,当前美国的GDP增速、核心通胀水平、失业率、产能利用率都相对接近于小布什税改的时期,财政扩张的短期效果与80 年代初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与里根时代通胀引发税级推升(Bracket Creeping)所带来的减税需求有本质区别。但在劳动参与率、就业率等劳动力市场结构性指标方面仍存在改善空间,与里根时期较为类似。

如今特朗普税改法案获得通过,金融市场对美元的定价,可能会有一波纠偏式的反弹。结合美联储的加息和缩表,以及美国经济基本面的持续走强,形成一波长期的美元强势表现。

第二,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来看,目前联邦财政收入在五十年来的中位水平附近,低于本世纪初20%的高位。从1986年里根实施第二次税改效果的经验来看,在经济复苏稳健的前提下,本次税改带来的“拉弗曲线”红利或将出现。

从长期看,强势美元,叠加资本外流的压力,对人民币来说,就构成了双重的贬值压力。人民币贬值降低了出口产品成本,使得产品出口量增加。尤其是特朗普法案导致美国经济向好,就业增加,需要纺服产品,纺织服装出口看好。而人民币贬值,人民币的对外购买力减弱,使得进口产品成本提高,一些消费者寻找价格更低的替代产品,有利于国内纺织器材企业。

第三,从债务水平来看,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当前已经超过GDP的100%,远高于里根时期32%的水平,也被视为历次税改所遗留的确定性结果。一旦特朗普税改并没有看到税基迅速扩大的短期效应,在债务负担的压力下,财政面临缩减开支的风险。依赖于财政补贴的领域,比如新能源、科研开支、民生等将率先遭受冲击。

三、随着美国及其他欧美国家的效仿减税,中国终不能独善其身,预计也会开启减税之门,预计中国制造业的税负压力也会有所改善,行业及企业效益将有所改善。

第四,随着金融危机后长期实施的低利率和非常规货币政策逐步退出,当前美国货币政策正在随着实体经济的复苏日益收紧,财政刺激的结果将导致通胀风险上升,货币政策的收缩进程可能更快。这将引致融资利率走高,抵消掉减税所带来的企业盈利和家庭收入提升。

高税负是压垮企业的重要原因

综合起来,我们认为,美国税改的短期亢奋将通过企业回流、“涓滴效应”等提振增长;长期影响喜忧参半,拉弗曲线上部的税收红利在真实的经济复苏下有望得以释放,但税改自身对优化产业结构的推动持续力有限,与之相关的收入极化、债务约束等也对经济长期前景构成挑战。

去年底,世界银行公布了《世界纳税指数2017》,似乎印证了中国企业税费负担世界排名靠前。其中计算了190个经济体反映企业税费负担指标的总税率,中国总税率为68%,全球排名第12位。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有一组数据,认为中国企业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宏观税负率太高,1995年宏观税负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干到36%了,2015宏观税负率36.9%将近37%了。

而在2005年之前宏观税负比较低的时候,正是中国制造业和经济最具活力的时候。而在税负不断上升的时候,也是中国经济走下坡路和制造业竞争力逐渐减退之时。

中国依旧是拥有最理想环境的制造业国家

从表象上看,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攀升,制造业尤其是低端制造业向劳动力价格更低的国家和地区转移的过程正在发生。一些轻纺产品撤离中国的迹象十分明显,例如越南已经超过中国成为耐克最大生产基地。

但现实的情况是,重振制造业对发达国家来说恐怕是覆水难收。中国已经在制造业领域占据了极佳的位置,成为为全球制造业提供最理想环境的国家。统计数据也表明,在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领域,所谓转移或者回流的趋势并不明显。

中国之所以在制造业上有这么快的提升,一方面,如同大家普遍看到的那样,中国有大量廉价的、敬业的蓝领工人。另外一方面,被长期忽略的事实是中国庞大的高素质工程师资源,这是全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所完全不具备的,这是中国制造业竞争力非常重要的元素。

中国在劳动力、市场容量、投资环境方面拥有独特优势,加上信息技术的不断推进,过去几十年世界制造业随劳动力成本的提升而进行全球化转移的发展模式,很有可能在中国画上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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